書名：民國風尚志

　　出版社：花山文藝出版社

　　作者：周利成

　　內容簡介：

　　回看光怪陸離的民國百態，玩味無法復制的民國風尚。《民國風尚志》圖文并茂地介紹了清末至民國時期發生在民國茶樓、妓院、戲院、電影院等娛樂場所的民俗風尚、傳聞逸事，內容遴選于一百二十余種民國老畫報，并配以近200副罕見的老畫報圖片。根據詳細的檔案資料及珍貴的史實照片，對當時的娛樂消遣發展以及獨特的民俗文化進行了一次詳細的記敘，恩怨風云，一網打盡；人間世相，盡收眼底，展現了民國時期的風土人情、人文風貌和蕓蕓眾生的酸甜苦辣。

　　民國風尚，是風情、風物，更是風范、風骨；既有風云、風雨，也有風雅、風月，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一種精神維度，既是對傳統精華的守護，也是對現代文明的擁抱。在那個時代，人們那樣想著，那樣活著，讓人艷羨，讓人慚愧。民國風尚，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而遠去，徒留后人神往。然而，他們從未煙消云散，甚至并不遙遠，清晰可辨——

　　相片雖泛黃，當年風骨依舊！

　　舊夢今重溫，同返現場何如？

　　作者介紹：

　　周利成，國內民國老畫報研究領域標志性人物。1965年生人，男，漢族，檔案編輯研究專家。1989年開始從事檔案工作，2004年被評為副研究館員，2008年任天津市檔案館編輯研究部副主任。2007年任河北區特聘政協委員。自2002年以來一直擔任《中國檔案報》《中國檔案》雜志的特約記者。

　　出版有《外國人在舊天津》《舊天津的新生》等4部著作，《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的第一撰稿人，主編《船王董浩云在天津》，合作編寫《天津電影史話》《百年中山路》《天津德式風情畫冊》等約200萬字。在《今晚報》《每日新報》《中國檔案報·檔案大觀》《今晚經濟周報》等報刊開設“津沽遺案”“解密檔案”“老周新說老畫報”“津門十大收藏家”“津門掌故”等個人專欄，撰稿計500余萬字。

　　書摘正文：

　　第一章從茶園到戲院

　　封臺開臺破臺

　　從小年臘月二十三到大年三十之間是戲園子封臺的日子。一進大年二十三，老百姓就開始張羅著掃房、買新衣、辦年貨，商家則正是賺錢的好時候，人們都沒有時間再進園子看戲了，忙碌了一年的藝人，也該回家與家人團聚了。所以，戲園子就要歇業幾日，行話叫“封臺”（或封箱）。一般大園子封臺早些，小園子晚些。正月初一開始唱戲叫作“開臺”。封臺與開臺時間接近的小園子只搞開臺儀式。

　　封臺一般有一個捉鬼的儀式，有一人或幾人扮成判官模樣，兩人扮成黑虎長、白虎長。扮判官的在臺上，扮鬼的在臺下，鬼在前面跑，判官在后面趕，鬼從臺下跑到臺上，又從臺上跑到戲園的各個角落，最后判官將鬼從便門趕出去。然后，祭神、放鞭炮。

　　臘月二十五是落子館封臺的日子，門外燈火璀璨，園內絲竹喧天，別有一番景致。只見臺上花枝招展的唱手坐在臺左右的兩條長凳上，個個打扮得妖嬈動人，搔首弄姿地做出十二分風流模樣，有的并肩小語，有的打情罵俏，但她們眼光卻都偷偷地往樓上包廂飛，因為那兒有她們自己的客人。樓下池內雖然也黑壓壓地坐滿了看客，但那都是來看熱鬧的，不點曲，也用不著破費，因為落子館的封臺是免費讓人參觀的。妓女在登臺前循舊規需拈香叩拜，此時圍觀者紛擲銅圓洋錢，一時錢雨繽紛。

　　封臺儀式開始時，首先由園主對官方、對觀眾特別是包廂里的有錢人表示感謝，再由樂戶（妓院）代表逐一介紹在座的唱手，唱手被介紹時起立鞠躬向自己的客人打招呼，然后由奔走于各包廂中的遞活人高聲報告某某大爺點某某曲。客人點曲行話叫“戳活”，點一曲謂之“一撥兒”，至少需洋五元。常日，唱手上臺至少要唱一整段，但此日為節省時間，只需唱兩句或四句即可交差。如此這般，遞活人每喊出一個曲名，便有一名唱手走到臺上小試珠喉，時調、大鼓、梆子、皮黃，各色不一，各有千秋。唱畢，遞活人喊過賞錢。唱手謝后下臺即到包廂中尋自己的客人。

　　但臺上的唱手也不是隨便來的，她們要在此前竭力邀請自己舊日的客人來捧場，客人來得越多，說明這名唱手越紅，來年的生意也越旺。所以，時常出現一名唱手有幾撥或十幾撥戳活的，她因此得到的掌聲也就格外多。照例唱手有客人點曲都是客人先到，然后由園中人去通知唱手來，為的是防止客人失信而造成唱手“塌臺”。唱手一般唱完便下臺，如果唱手先到了而客人卻沒來，唱手沒人點曲就下不了臺，行話叫“塌臺”。

　　這封臺儀式原為結束一年歌舞，并且借著題目，給闔園上下執事人等籌些度歲之資。客人的賞錢完全歸前后臺分散，同梨園行搭桌一樣，妓女是毫無利益的，并且除了盡唱義務以外，按規矩還要敬點曲客人以四盤鮮果、一筒香煙，反倒要受一筆小損失。不過唱手們因為好面子而爭強斗勝，也情愿如此，何況今日的損失來年還會有數倍的回報呢！

　　正月初一戲園子開張納客叫“開臺”。開臺儀式一般大小戲園子都要搞，為的是預祝在新的一年里生意興隆、萬事順利。

　　開臺要舉行隆重的儀式，通常要燃放鞭炮、放神槍，在臺口柱子上掛一紅髯口、一把寶劍。儀式一般在上午10點左右開始，先由“架子花臉”扮靈官，穿紅靠，但不扎靠旗，戴紅色髯口，勾紅臉，眉心畫一豎眼，左手挽袖，右手執靈官鞭。他這樣打扮是取材于道觀中的護法神王靈官的形象。武場上由一人打大鐃，一人打大鈸，一人打大鑼，在單皮鼓的指揮下打起“高腔鑼鼓”。這時，檢場的撒一把“吊云”火彩，扮靈官的演員在后臺高喊一聲：“嘿！”隨著火彩的煙霧上場亮相。然后，武場起“走馬鑼鼓”，靈官做一些舞鞭、挽袖、跳躍等舞蹈身段后，由檢場人遞過來一只黑色的活公雞，靈官上來一刀將雞頭剁下，把雞血淋灑在臺柱子上和臺唇上，以避邪鎮臺。最后，檢場人把死雞拿到后臺，再將一個錢糧盆和一份敬神錢糧放在臺中間，靈官用竹竿挑起一掛鞭炮走到下場犄角。另有一個檢場人急將臺毯卷起一半，站上場門邊背朝觀眾向錢糧盆內扔一把“過梁”火彩，把敬神錢糧燃著。靈官將鞭炮放在盆內引燃，他挑著鞭炮沿臺口左右走動，鞭炮燃完，他從下場門回后臺。有兩個童子用新笤帚、新簸箕把炮皮子全部掃在錢糧盆里，稱之“斂財”；用燒酒把臺柱子上的雞血擦凈；把開臺符咒釘在舞臺正中，放平臺毯。二童子下臺向園子經理請賞“彩錢”。

　　然后，上來一個戴假面具、穿紅袍的文財神，手拿“天官賜福”等字樣布條幅，隨著輕快的小鑼聲翩翩起舞，謂之“跳加官”，以取吉利之意。

　　第一章從茶園到戲院

　　跳加官后是跳財神。財神由花臉或武生扮演，頭戴“二郎岔子”（二郎神戴的頭盔）上加“紅火焰兒”，耳旁插狀元金花，搭著黃色彩綢，口叼一個金色、笑眼、黑連鬢胡須的面具，叫“財神臉子”。樂隊武場起“九錘半”鑼鼓，財神懷抱一個大金元寶，單手整冠、抖袖、舉起元寶向左右各跳兩回，來到臺口，望著臺下人，做出往下扔的姿勢，但不能輕易地扔，要做出尋找的樣子，當沒找到合適的人時，雖故意做出扔的動作，但又搖搖頭，仍繼續尋找，當看到園子的經理時，才將元寶拋了出去，經理在臺下忙用大褂兜住，然后就往柜臺跑，飛快地將元寶鎖在錢匣子里面。經理向眾人賞“彩錢”，儀式結束。

　　這時有茶房頭大喊一聲“開業大吉了”，隨著他的一聲喊，園子的大門開了，觀眾一擁而進，第一個進來的觀眾免票。

　　此外，戲園子新開張，或是戲園子遭災后重新開業，都要舉行“破臺”儀式，其內容、形式與開臺大體相同。如果戲園子出過不吉利的事或是方位不對，還要舉行大破臺，儀式還要復雜得多。

　　戲園里供奉著的老郎神

　　商業神祖崇拜，是舊時民間信仰的一種重要形式，各行各業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祇，戲園業也不例外。戲園的后臺常供奉有神像，但因各園演出劇種有所側重，而神像的模樣也就不盡相同。

　　在京津一帶，戲園子后臺常掛著的一張布制的畫像，外襯兩扇小紅門簾，這就是梨園行所供奉的祖師爺——“老郎神”。據《唐書》載：唐明皇李隆基酷愛戲曲，曾在禁苑梨園中選戲曲藝人300人，與宮女一起排練戲曲，如“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由此，后世的戲曲藝人遂被稱為“梨園弟子”，而老郎神自然也就是李隆基的化身了。

　　各戲班兒也供奉著老郎神，不過，梆子戲和京劇供奉的老郎神還不大一樣。梆子供奉的是皇上，畫像是胡生模樣兒，白面皮，三綹黑須，戴王冠，穿蟒袍；京劇供奉的是太子，畫像是小生模樣，戴太子盔，穿蟒袍。戲班進某園子演第一場戲之前要拜老郎神，武生上場前也要拜，徒弟第一次登臺演出前要拜，演出成功后也要拜，口中還要念叨著“感謝祖師爺賜我這碗吃”。通常文角作揖，武角下拜。據戲行講，唱戲不拜老郎神，裝什么不像什么，拜了老郎神，心里就有了底，上場才不會發慌，這也是一種心理作用吧。

　　行拜神禮時，祖師爺下面通常還要擺放一個布娃娃，即喜神，俗稱“彩娃子”，是在舞臺上做小孩道具用的，在《四郎探母》《法場換子》等戲中常能見到。伶人對喜神的規矩很多，如不得仰面，只得放在大衣箱內等等。據說，唐宰相魏征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兒子進內庭請皇上賜名，但皇上當時正在排戲，缺少一個跳加官的演員，見魏征來了，遂命他趕緊扮戲，魏征忙將兒子放在大衣箱內，等到戲演完了，他的兒子已經悶死了，魏征抱子痛哭，皇上也深覺可憐，遂封他為喜神。此后，伶人都稱他為大師兄，因彩娃子是放在大衣箱里的，所以人們叫俗了，就習慣把大衣箱倌也稱作大師兄了。戲班子演出時要多給大衣箱倌一份賞錢，以示對“大師兄”的敬奉。

　　舊時許多戲園子都有自己的戲箱，負責保管戲箱的人叫箱倌。后臺供奉的祖師爺前要點一盞“長明燈”，謂之“海燈”。海燈由大衣箱掌管，負責買油、添油，油錢由戲園子或戲班子開支，掌管者自負盈虧，原則是不許熄滅。祖師爺像平時穿黃帔，戴九龍冠，逢節日需換穿黃蟒，戴王帽（京劇不戴髯口，河北梆子戴黑三）。大衣箱倌為“換季人”，每年戲園子給他兩次換季錢。

　　有的戲園子除供奉唐明皇外，還有供奉“五大仙”神像，即狐貍、黃鼠狼、刺猬、長蟲、老鼠，俗稱狐、黃、白、柳、灰“五大仙”。戲班兒進某園子后，首先由生、凈行演員在祖師爺像前燒香叩拜，此后，演員每日演戲進后臺均須向神像和祖師爺作揖致敬，再向舞臺的四周鞠躬行禮，行內叫“拜四方”，借以保佑此次登臺平安，演出順利，不拜不禮者，就要有禍事，甚至有性命之憂，尤其是有開打、翻、跳等危險動作的武行更要循規蹈矩，不能有任何疏漏。

　　戲班于每年封箱戲之后到陰歷三月十八之前，必選一日祭祖師爺。屆時由樂隊前引，將祖師爺抬至祭神地點供好，全體人員前來燒香行禮，禮畢聚餐。飯后再由樂隊前導，將祖師爺抬回戲園后臺。

　　后臺的座位是按行當劃分的，不能亂坐。旦行坐大衣箱，生行坐二衣箱，凈行坐盔頭箱，武行、上下手坐三衣箱，龍套坐旗把箱，丑行可隨便坐。特別是裝有彩娃子即喜神的大衣箱只有旦角才能坐，因為女衣都放在大衣箱內，而且抱喜神的也多為旦角。

　　據說打鼓佬的座位曾是唐明皇坐過的，故名九龍口。這個座位不能空，從開戲到散戲，打鼓人始終不能隨意離開座位。如需換人亦須待后繼者來到才能起立。倘后繼者遲到或因故始終未到，亦須候人或堅持，絕不能擅離座位。若在臺上出現差錯，兩角互相指責、推諉，則由打鼓佬評判。因各角臺上的一舉一動，鼓佬盡收眼底，故打鼓者的評判最有權威，也較為合理公正。

　　梨園的祀神，從表面上看是一種封建迷信，但從本質上講，卻是各戲班、戲園利用祖師爺至高無上的地位，統治藝人們的靈魂，以達到從容管理目的的一種最有效手段。因為，無論你是何種信仰，也不管你是多么不服管教的“半吊子”，一到祖師爺面前，都得俯首稱臣，躬身下拜。

　　客票飛票加價票

　　自1927年春和大戲院首創對號入座、預售戲票后，全市各戲園競相效尤。開演前半小時，觀眾持票魚貫而入，但他們的戲票卻不盡相同，除有普通的包廂票、池座票和散座票外，還有客票、飛票和加價票。

　　某戲班兒初到某地，在某戲園演出第一場戲，行內稱“拜客戲”。為了演出順利，免生額外事端，照例要打點好軍、警、憲、特和地方官員，然后還要以角兒和園主的名義下請帖，附上幾張戲票，請他們來園看戲。夾在請帖里發給一些特殊觀眾的招待票就是“客票”，這種票看戲人不僅不用花錢而且還保證有好座。

　　每場演出通常角兒有幾張客票，專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和梨園行前輩。園主也有幾張，除給地方官員外，還要給新聞記者。可別小瞧了新聞記者，他們在小報上好歹寫上幾篇文章，興許角兒就紅了、戲園子就火了；也興許角兒臭了、戲園子黃了。客票經社會局批準后可以不上稅，因而社會局有一定的數量限制。40年代末，為了避免戲園多報逃稅，社會局、財政局聯合發文取消客票，勒令各戲園嗣后不準再報客票。

　　飛票是以高出票面價格出售的戲票，與現在“黃牛一族”手中的黑票差不多。這種票常出現在名角兒演出拿手好戲、戲票供不應求的時候。最早是票柜、茶房見戲好，就扣下幾張好座的票留給熟客，熟客得票后，除付票面的錢數外還要額外給點小費。后來有人見有利可圖，就與園主、茶役相勾結，設法得到好座位的戲票，然后再走街串巷往各闊人家送，常獲利一倍以上；如不能完全售出，就到戲院門前兜售。沒關系的人就得自己下工功夫、花時間買票再倒賣，他們往往是一聽說某園子有好戲，就帶著鋪蓋卷連夜到戲園排隊購票，用他們的話說：“我們賺的就是辛苦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批專靠倒賣飛票賺錢的群體，人們稱之為“吃飛的”。

　　1940年春，孟小冬來津演出，海報一貼出去，購票者接踵而至，而票柜卻說：“對不起您呢，票還在上頭，還沒發下來了！”就這樣觀眾一趟趟地跑斷了腿也買不到票，但戲園子外的飛票卻比比皆是，原價只有兩元的戲票，竟然賣到15元！非但如此，有客人問及園子：“為什么票柜上不賣好座票，可一進園子好座卻都被占了？”園方則說：“票全讓孟老板拿去了，你們找她要去！”買不到票的觀眾急了，有的罵大街，有的投函社會局，請求查辦“孟小冬包票事件”，新聞界也對她妄加批評。而孟小冬卻對“包票事件”一無所知，連呼冤枉。后來經查才知是園主得利后又嫁禍于人。

　　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國后，梅蘭芳蓄須告別舞臺。1939年底，在北京最后一次演出時，北京各界社會人士競相購票，而天津、唐山、石家莊、張家口等地觀眾，也都認為此次為觀梅的最后機會而紛紛入京購票，當時一張票竟賣到四五十元，創下了飛票的新紀錄。

　　戲班在戲園演出，七天為一期。演出上座率高再續演，每期的最后一場為戲班貼演，收入統歸戲園。如果是角兒好、戲好，戲票就要臨時加價，最早是加二三角。由于只是偶爾的一場戲，而且加價小，所以戲園子并不需要通知官方即可自行做主。臨時加價的票款，一般角兒是得不到的，盡數落入了園主的腰包。

　　后來，發展到只要是觀眾認為某角兒的戲好要求加演，或是角兒演出反串戲和不常露演的戲時，戲票都要加價。20世紀20年代，梅蘭芳在津演出全本《洛神》《俊襲人》等劇時，原本一元的戲票，戲園子就已臨時加價到兩元，飛票的價就更高了。

　　天津淪陷后，物價飛漲，百物昂貴，娛樂業普遍不景氣，許多戲園、影院因入不敷出而宣告停業。戲園電影業同業公會向當局屢次申請戲票臨時加價，鑒于社會現狀，社會局不得不有條件地同意了這一要求，只是每次加價都要經社會局、稅務局批準。由此，戲票加價合法化、經常化。一時間加價成風，拿手戲要加，本工戲也加，該加價的翻筋斗往上漲，不該加價的也趁機搭車上漲，竟成了一旦有名角兒、好戲出現，票價就緊跟著加上去的景象。仿佛不加價就不足以抬高戲的身價，而觀眾也會認為不加價的戲就是一出不賣力氣、不值得一看的戲，而事實上有的戲即便是加了價，其演出水平也不見得有多高。

　　看白戲

　　戲園、影院多年的頑癥、也最令園主頭疼的就是一些觀眾仗著自己的背景進園子看戲不買票，行話叫“看白戲”，而且稍有怠慢還會打人、砸園子。如果園子邀來名角兒，那么就有可能半數以上的觀眾是看白戲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園子滿座卻不賺錢的原因了。

　　1928年1月，軍興（北伐戰爭）以后，駐津各部隊越來越多，軍警一向以游藝場、戲園、電影院為娛樂場所，但他們從來不給票資，各戲園、影院還得專門為他們特設官廂和軍警優待座，但由于他們的人太多，且占據許多客座，他們占據大半個園子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一個軍人帶著數名“親友”也能大搖大擺地無票進園。尋釁滋事、毆打園伙的事更是時有發生。每年正月是兩園最旺季節，也是看白戲最猖獗之時，各園雖使出渾身解數，邀來名角兒，但最后一算賬，還是入不敷出，虧累不堪。后來，經與軍隊協商，各戲園提出變通方法，挑選出若干家戲園，按日輪流演義務戲，不賣座、不售票，專供軍人娛樂；而不演義務戲的各戲園，則不準軍人入內，或一律收票。

　　同年2月16日，軍警督察處也發出訓令，取締軍人無票觀劇的特權，不準軍人隨意入園滋擾，并派出大令每日巡回檢查，保護戲園、電影院正常營業，彈壓席遂由此產生。剛開始，軍方尚能遵守，戲園、影院也確實安穩了一個月，但軍人們很快就發現允許他們出入的都是二流園子，上演的節目也沒有名角兒，都說自己上當了。于是，各園軍人肇事事端又屢有發生。

　　3月15日，兩名軍人在河東東天仙戲園對觀眾大打出手，茶壺茶碗滿天飛，當即就有數人被打得頭破血流。第二天，又有3名軍人扮成工人模樣，到該園強索包廂，并令已在包廂觀劇的觀眾離開，觀眾不得不在園主的勸說下退票離場。

　　為此，3月22日，督署會議決定，以后凡軍人觀劇，武裝齊全者一律半價付票，便衣有符號者亦須購全票。雖有命令，但執行者甚少，且無票觀劇者越來越猖獗，甚至有人冒充軍人，在胸前隨便別上個小牌牌兒就可大搖大擺地進園看白戲。

　　1940年春，上光明戲院約來京劇名角兒尚小云登臺獻藝。觀眾聞訊后紛紛購票入場，有幾個日租界巡捕不買票就往里闖，收票員稍一攔阻，就有兩人上前將其痛打一頓。事后，該院經理李吟梅找到國民黨警察局，找到戲園電影業同業公會會長齊文軒，雖經多次交涉，均無結果，氣得李與齊爭吵起來，李罵齊無能，拿著會員的錢卻不能為會員干事。齊說，你有本事你干，我還不樂意干這兩頭受氣不落好的倒霉差事呢！一氣之下，齊撂挑子不干了，李正好順桿爬，當上了同業公會會長。

　　但李上任后，才知道要根治這一頑癥談何容易呀！他雖經多方努力、四處活動，但均以失敗而告終。

　　1943年，燕樂戲院服務員頭目裴玉松因收票得罪了警察局的人，轉天一大早就被警察局抓走了，強制他戴著大高帽子，手里敲著小鑼游街示眾。

　　日本投降后，李吟梅下決心治理。他帶領部分理事，向津京各大機關呼吁、求援。他們先后找到了國民黨警察局局長李漢元、副市長杜建時、國民黨軍天津憲兵二十團曾家琳團長及警備司令陳長捷，最后找到了北平行轅宋哲元，均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1947年初，李吟梅得知明星電影院經理楊季隨與在津的六十二軍林軍長是同鄉，遂讓楊代其找到了軍長林偉儔。因林與楊素有私交，就一口答應下來。李吟梅得知后非常高興，率領同業公會全體理事，在裕中飯店西餐廳宴請了以林軍長為首的校官以上的軍官。后來，林派特務營營長親自率領著兩個排，分組在全市各園子門口檢查，取締無票入場者，營長坐著吉普車巡回檢查。

　　評戲與落子館

　　因為六十二軍的官兵都是廣東人，與天津的軍、警、憲、特向無往來，又是臨時駐軍，所以對任何人均不留情，就這樣堅持了三個月，看白戲的現象基本得到遏止。但不久，當六十二軍離津后，出于報復心理，那些往日看白戲的人變本加厲，全市戲院、影院無票入場之風愈演愈烈。

　　1948年3月，上平安戲院邀請了著名演員譚富英全班來津演出，預售三天票已全部售出。開幕那天，園子里呼啦一下子擁進傷兵、流氓、雜霸地痞約400多人，他們占了大半個戲院，持票的觀眾反沒了座位。服務員出面干涉的，全被他們打傷了。當時因為六十二軍已調出津城，經理馮承璧干著急想不出辦法，只好在臺上貼出大字聲明：請已購票者推遲三天再來，待戲院想出辦法再來看戲，戲票照常有效。

　　此后，馮承璧、李吟梅到各軍警機關求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調來警備司令部的百余名武裝官兵，嚴密把守戲院大門，在園內維持秩序，當時幾乎動了槍，總算把三天的戲演下來了。但一結賬，給官兵的飯費、辛苦費等，遠不及票房的收入。從此，該園再也不敢邀名角兒演出了。直到天津解放，才從根本上消除了“看白戲”這百余年的痼疾。

　　評戲與落子館

　　清康熙年間，侯家后出現了天津第一家坤書館——天合茶園。光緒年間，繁華地帶逐漸向南轉移，南市一帶也相繼出現了中華、華樂（后改聚華）、權樂、群英等坤書館，號稱“四大花部”。

　　坤書館俗稱花茶館，到此演唱的都是各妓院的妓女，叫作“唱手”，她們演唱后不取任何報酬，其目的是借臺展示自己，招徠嫖客。在這里她們不但要展示自己的才藝，還要做出各種風騷動作與臺下觀眾眉目傳情，不斷“溝通”。她們演唱的除有京劇、梆子外，還有大鼓、十不閑、蕩調、時調和蓮花落等地方曲藝。唱手們坐在臺上兩邊的條凳上，依次輪唱，園子的茶房高聲報出唱手的花名、所在的妓館與所唱曲目，唱手邁碎步走到臺口的勾欄前手扶欄桿擺弄媚姿，然后才開唱。如果哪位觀眾相中了，散戲后自會到妓院中去尋其芳蹤。所以說，坤書館實際上是妓女們為自己做廣告的場所。當時最典型的是中華茶園，出入這里的多為官僚富商及其子弟，妓女們唱罷就去包廂陪客，與嫖客們的狎昵淫穢動作，同妓院并無二致。舞臺前一副出自津城一位文人書寫的對聯，道出了這里的別致風景：好景目中收，觀不盡麝月祥云，鶯歌燕舞；春風懷內抱，領略些溫香軟玉，桂馥芬芳。

　　平腔梆子在天津的異軍突起，同時也震動了天津的各個坤書館。坤書館和唱手認識到唱落子是招徠觀眾的重要手段，于是坤書館紛紛將落子藝人聘請進來，傳授唱手演唱。坤書館演出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一般由什樣雜耍開場，以落子攢底。由于女唱手的音色與表演比男旦更具吸引力，所以生意十分火爆。后來，一般的單個唱手的小段清唱已不能滿足觀眾的欣賞要求，他們更希望看到唱手們也能分成各類角色，同時演出有故事情節的折子戲。所以，后來又發展到唱小戲、唱成本大戲。坤書館也逐漸改為專演落子的“落子館”。評劇的第一代演員花蓮舫、李金順以及早期著名的劉翠霞、白玉霜等，就是在落子館里成長起來的。這批女藝人的出現，對日后評劇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帶來了新的生機，可以說，天津的落子館促進了評戲藝術的發展。

　　1923年，成兆才、月明珠等在晏樂茶園演出，前清遺老呂海寰連續在此看了兩個月的戲。一天他對成、月二人說：“你們的戲有評古論今之意，應在平字前面加一個言字，一來是與平劇（京劇曾稱平劇）相區別，二來這評戲的叫法比叫落子、平腔梆子都好聽。”他們聽了，覺得此名既文雅又富寓意，于是就采納了這一建議。從此，平腔梆子就正式定名為“評劇”（關于評劇來源還有其他說法）。1928年初，天津首次出現了專演評劇的中型戲園——天樂戲園。

　　在落子館里，唱蹦蹦的不以段論，至多十幾分鐘就打鼓一次，作為斂錢的暗號，這時便有專管斂錢的人，端著笸籮向每位觀眾要錢。如此這般，落子館一天可斂2000余枚銅子兒。早晚兩場，所得錢數由園主與藝人按三七或二八分賬。生意興隆、進項豐富的，當推相聲場和類似花茶館的調棚，那里的唱法和斂錢的方式與一般落子館不盡相同，別有風味。

　　但由于政府的限制，評劇當時只能局限在租界地演出，不能進入城廂地區。1928年9月，以芙蓉花、花云舫等為首的復盛評劇社，由安東來津，在法租界天福茶園演出時，因觀眾太多、園子規模太小，而于1929年8月移至第一舞臺，打炮戲是《花為媒》，演出盛況空前，使當時在天津演出的京劇、河北梆子各班都望塵莫及。從此評戲取得了在中國管界演唱的權利。

　　評劇以其銳不可當之勢迅速風靡整個天津城，1932年3月，劉翠霞領班的山霞評劇社進入了向來以只接京角而著稱的北洋戲院，而且包廂戲票賣到兩塊大洋，池座也有3角，劉翠霞被各新聞媒體譽為“評劇皇后”。這是向被雅流賢士不齒、“鄙俚技藝”的評劇的一次重大轉折，為評劇發展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此后白玉霜又在電影《海棠紅》中扮演角色，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評劇在逆境中生長、在逆境中前進，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進入了全盛時期，并經久不衰。新中國成立前，各個劇種普遍蕭條的情況下，唯有評戲仍輪流在天津的戲院中上演，在具有規模的24家戲院中竟有11家以演評戲為主。

　　早期的“三面凸出式”戲臺

　　元代后，天津漕運日益發達，民間酬神演出逐漸頻繁起來。這時的演出場所，除大量的原始土臺外，已出現了戲臺。

　　最早的戲臺是三面凸出式，無論是宮廷中的舞臺、民間城鎮里茶園的舞臺，或者是鄉間廟會演戲的“草臺子”，都是這個樣式。后臺為化妝室，池座設方桌、椅子及條凳；臺前沒有大幕，臺前臺后用一層帷幕做遮擋，名曰“守舊”；兩旁是“出將”“入相”的上下場門。在臺上最后方正中“守舊”前，擺著一張長方形的場面桌，文、武場面分坐桌子左右。文場五人，是吹奏樂器的，包括笛、笙、嗩吶、二胡；武場四人，是打擊樂器，包括鼓板、小鑼、鐃鈸、大鑼。這幾位場面人，有時還要兼操別的樂器。鼓板吹笙兼堂鼓，小鑼兼堂鼓，大鑼兼镲，吹笛的要兼齊鈸，兩個吹嗩吶的，一人兼海笛、三弦，武戲開打時兼堂鼓，一人兼吹笙或提琴。文武場面也是演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長期給楊寶森伴奏的琴師楊寶忠，精彩、高難度的伴奏常博得臺下的滿堂彩，為演出增光添彩。由于武場伴奏的聲音過大，不但影響演員演出，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也使前排聽眾聽不清唱詞，所以后來就將武場放在了守舊的后面。

　　戲臺上，臺前設有矮欄桿，在臺上方還安裝著鐵欄桿，以備演武丑戲時使用。當年武丑張黑演《楊香武三盜九龍杯》《連環套盜雙鉤》等戲時，從后臺一出來，就很輕快地騰空躥上鐵欄桿，在上面表演各種偷盜動作，以示有躥房越脊的功夫。可惜這種特技早已絕跡。在頂棚當中有一塊八角形天井，在演出《南天門》《六月雪》等有下雪戲時，從天井往下撒白紙屑，表示下雪的景象。

　　席棚是最簡單的戲臺，是用木板、竿子和葦席臨時搭起來的，很不牢固。有時戲臺上人多了，就會把臺壓壞，特別是臺上木板一旦塌陷，演員就會掉下去。冬天戲臺棚子四處透風，演員在臺上凍得打戰，有時連演員頭上貼的片子都結了冰。雖然在后臺也燒上一大盆火，但仍起不了多大作用。

　　天津最早的戲臺是天后宮戲臺。它始建于明代，是三面敞開式的臺子，觀眾可從前、左、右三方看戲，后來，左右兩側封閉，形成鏡框式戲臺。舞臺是木結構樓臺式建筑，坐東朝西，東通海河，西向宮前廣場，前后臺相連，上是舞臺，下為通衢，可過馬車。臺面、臺頂均為木板，頂棚中央有一個六角形的透音孔，前臺南北兩側各有一小門，北側是上場門，門額題“揚風”；南側是下場門，門額書“訖雅”。臺口前臉兩側明柱，書有抱柱對聯：望海闊天空千帆迎曉日；喜風輕云淡百戲祝豐年。臺面天幕正中，鑲六角形雕花透窗，窗額懸一黃地綠字橫匾：“樂奉鈞天”。

　　戲樓是酬神的主要場所，平時有遠航船隊平安歸航，都要在此舉行酬謝天后娘娘的演出。在每年舊歷三月二十三即天后誕辰日那天，酬神演出達到高潮。上午要演三出祝壽戲，最讓人感興趣的當數《八仙慶壽》，八仙唱完祝壽歌后，老壽星便將手中大壽桃的機關悄悄打開，頓時許多拴著紅綠綢子的小鳥，便從盒子里飛上天空，名曰“百鳥朝鳳”。清光緒年間，譚鑫培、王長林、龔云甫等京劇名角均在此演出過。1937年，日本侵略軍占領天津，戲樓便告閑置。

　　坐落在南門里大街的廣東會館戲樓，以其獨特而科學的建筑設計享譽全國。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破土動工，歷時三年建成。舞臺為伸出式，臺深10米、寬8米。觀眾可從三面看戲。臺下設散座，可容500余人。舞臺對面和樓上東、西兩部設10個包廂，可容200余人。戲樓和舞臺均為木結構、木裝修。舞臺正中懸一橫匾，上書“熏風南來”四個大字。舞臺頂端用百余根變形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構成“雞籠式”藻井，也稱“螺旋回音罩”，音響效果極佳。這座戲樓是全國碩果僅存的比較完整的古典式劇場。楊小樓、梅蘭芳、孫菊仙等諸多京劇名家都曾在此演出。

　　獨特的戲園鬧劇——捧角兒

　　舊時紅極一時的角兒，有的是靠真功夫得到行家、觀眾的普遍認可而走紅的；也有的是沒什么真本事兒硬讓少數人使錢、弄權捧紅的，但大凡紅角都要有自己的鐵桿觀眾，都要被人捧，這也是由不得演員自己的事。

　　捧角的人多為有錢有勢的軍閥、富商、混混兒等，有懂戲的，也有起哄架秧子的，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愛好。他們一般是認準了一名演員，只要有她的演出就場場不落，演員在哪家園子唱，他就跟到哪兒，定下若干個包廂，請上若干位朋友，在園子里號召著觀眾不住地喊好。有的當場往臺上撒錢，有的怕人不知道還用紅紙寫上“某某送某某大洋多少”；有的在大門口制作霓虹燈，寫上言過其實的頌詞，如“天下第一”“金嗓子”“皇后”等等；還有的給演員印制個人紀念冊，上面有她的生活照、劇照以及詩歌、對聯和吹捧的文字，或在報刊上寫吹捧的文章登大幅劇照片；更有請演員下館子吃飯、到家里吃夜宵，最后納妾入室。所以，被捧的角兒多為女性，捧男角兒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是，舊時人們把捧角兒當成揚名露臉的好事，并不感到丟臉下賤。

　　20世紀30年代，天寶班有一個名妓叫賽天仙，不僅模樣長得好而且皮黃唱的也非常地道。有一個姓符的名鹽商深為她傾倒，用一大筆銀子將其贖身娶回家做了妾。賽天仙進門后，仍癡情于皮黃，整日曲不離口。忽有一日戲癮發作，突發奇想地硬要登臺演戲。符經不住她的軟硬功夫，為她置辦了名伶般的行頭，雇了一堂文武場面，但沒有戲班子約聘也是枉然。符只好出面請人與大舞臺戲院接洽，要戲院約請賽天仙去打三天炮，還要唱壓軸戲。戲院經理雖然聽說過賽天仙皮黃唱得不錯，但因她并非紅角，考慮到票房收入，還是婉言拒絕了。

　　賽天仙得知后勃然大怒，竟把符大罵了一頓。無奈，符只好親自出面與戲院經理商議，他表示園中若能約賽天仙唱戲，演出期間的池票、廂票自己全部包銷，并且賽天仙不要戲份兒。經理見符大爺親自登門，況且接這買賣，自己只賺不賠，也就答應了，只是將票價定得與當紅名角一樣高。符明白，戲票終究是賣不出去的，票價定得越高自己的損失也就越大，明知戲院經理是趁火打劫，卻還得賠著笑臉感謝人家。

　　演出日期定下后，為了不致塌臺，演出前賽天仙在登瀛樓大宴賓客，誠邀各界捧場。席間，她盡施昔日操副業時侑酒的手段，不僅滿堂敬酒，沿座劃拳，而且還在每位客人身邊陪坐談笑一番，依依偎偎毫無顧忌，甚至連自己飲剩的殘酒也可隨意讓人代飲。這樣一來，滿座無不受寵若驚，發誓要盡全力報效。這其中不乏報館的記者，為了報答她的恩惠，第二天吹捧賽天仙的大幅文字就赫然登在報端，文章極盡美飾之詞，有的竟出奇制勝對她的杏眼桃腮、芳名、美腿大加評論、贊美。這一折騰，賽天仙竟聲名陡震，登臺前便已轟動津城！

　　及至登臺那天，竟有千八百的觀眾一擁而入。符想得更是周全，事先把戲園子里的茶房、手巾把和賣糖果的三行都安排好了，還把一些“心腹”安排在樓上。賽天仙則送給天津衛各“捧角家”每人兩張戲票，這群人便都呼朋引類地埋伏在人群之中，準備伺機帶頭喝彩。等到賽天仙一出場，一聲碰頭彩真是震天撼地。賽天仙的打炮戲是《對金瓶》，這戲本是出無理戲，沒有準則可考，觀眾更無法評判其優劣，加上戲的場子極多，賽天仙每次出場都換一身行頭，好像時裝表演一般漂亮非凡，扮相妖媚，眼風還不時與觀眾溝通，觀眾看得是靈魂出殼，只知在臺下盲目地跟著扯嗓子喊好。賽天仙見觀眾如此熱烈，膽量就更大了，演得格外賣力。她的戲一結束，捧客們就像開了閘的洪水，一起向后臺涌去，以致后面的大軸戲竟只能唱給板凳、椅子聽了！

　　天和茶園與天津最早的坤伶

　　第二天，各大小報紙都登出賽天仙的大幅劇照，更把前夜的場面渲染得天花亂墜。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某小報不知從哪兒弄來了她當年在青樓時的兩張裸照，堂而皇之地以全幅特刊刊出與讀者見面，害得人們都要把大舞臺的門擠破了。三天打炮戲結束后，賽天仙聲名遠揚，成了紅遍天津衛的名角兒。

　　捧角家費盡心機將角兒捧紅，卻未必能得到其飲水思源的回報。30年代末，天津著名捧角家葉庸方“嘔心瀝血”“揮金不惜”將某伶捧紅，而在他因病而亡時，得到的卻只是某伶托別人送來的四元奠禮！此后人們都把捧角家稱為“四元捧角家”。此事一時震動京津兩地，眾捧角家無不感到心寒，皆言戲子無情，并一致認為今后再捧角兒，一定要看準了人！

　　天和茶園與天津最早的坤伶

　　據史料記載，坤伶最早大約出現在明代。雖然《世說新語》中載有石崇蓄歌妓的事，但那并不是純粹的伶人。宋元時是中國戲劇最發達的時期，但舞臺上還沒有坤伶扮演串戲，直到明代時才出現了真正的坤伶。明代張宗子的《陶庵夢憶》中有論劉暉吉女戲的一段，又說女伶陳素芝，曾留他在她家里飲酒。談及坤伶朱楚生時，曾有“楚生色雖不甚美，然絕世佳人無其風韻，楚楚謖謖，其孤意在眉，其情在睫，其解意在煙視媚行”的文字記載，由此可見，捧坤伶的風氣在當時已開始盛行。

　　但自清以后，坤伶曾一度走向沒落，甚至不大有人注意了。因為當時男伶較坤伶色藝尤佳，并且那時有一種極壞的風氣，就是名公巨卿，差不多都有“斷袖”之癖。上有好者，下必甚者，于是眾士大夫階層群起而捧男伶，坤伶戲幾乎無人觀看。在那時出色的飾旦角的杰出男伶，有八達子、天保兒、白二、魏三等人，尤以白二、魏三紅極一時。據《燕蘭小譜》記載：“白二為旦中天然之秀，他有一種得意的戲，名曰《潘金蓮葡萄架》，白二扮金蓮極盡淫蕩荒唐丑態。魏三本是秦腔的花旦，乾隆四十四年時，以演《滾樓》一出而走紅，他不但面貌姣好，歌聲動人，而且擅女子裝，以鬢鬟和裝小腳登場，實自魏三始。”《金臺殘淚記》也有“魏三出入宰相和珅的門下，聲勢甚盛”的記載。當時，男伶如此被人所喜，自然坤伶就要相形見絀了。

　　自此很長一段時間，坤伶尚不能與男伶相抗衡，雖間或也偶有出色者，然亦寥若晨星。直到以梅蘭芳為領軍的四大名旦的出現，坤伶才徹底翻身，成為舞臺上的主角。

　　天津戲園出現坤伶首推“四架英”，大約是在1900年前后。所謂“四架英”，即名伶金翠英、金桂英、金月英、金秀英姊妹四人的合稱。翠英先工老生，后改花旦，桂英本工小生，月英專演老生，秀英則為丑旦。她們原為河南人，出身“馬班”，但為一般馬班之翹楚，而翠英尤冠于同儕，在豫境及冀南一帶，幾乎無人不知金家馬班的金翠英。

　　四英曾學習皮黃、秦腔各劇，每有廟會，必登臺露演。自庚子之后，天津商業發達，地方亦見繁榮，是時，四英由其養母攜之來津，寓宿于河東老車站老泰安棧內。先在東門外席棚的天和茶園出演，頗受歡迎。此前登臺演出的藝人皆為男伶，四英的陡然登臺，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界人士競相爭睹。四英一時紅遍了大半個天津城，天和茶園也因最早出現坤伶而被載入天津劇場史冊。

　　因天和茶園地方狹小、條件不佳，四英在此演出數月，遂應邀到馬家口聚興茶園登臺獻藝，名聲大噪。后聚興更名權仙，茶園易主，但四英依然繼續出演，茶園獲利豐厚。當時，四英所演劇目有《天水關》《文昭關》《黃金臺》和《牧羊卷》等戲。其中《黃金臺》一劇最受觀眾歡迎，上座最盛，故該劇每月必演數次。

　　由于四英色藝俱佳，演出時間一長，難免招蜂引蝶，有關四英的緋聞屢見報端。當時有一姓王的某錢莊經理，每于翠英露演時，無日不聆，久之，幾近入魔，有時還邀友同來捧場。嗣后，王花錢買通了園中人代為介紹，備上300元見面禮，盛裝華服，至翠英寓所。見面后，王一躬及地，畢恭畢敬地奉上大禮，翠英笑而受之。王獻勤道：“今年正月偶往聚華觀劇，立刻被你的演藝傾倒，所以自你到津至今，我沒有一天不去觀看！我以為你所演各戲，無一不好，以《黃金臺》最為無匹。我已看過二三十遍，但有一事不解，特登門求教。就是你用腳踢燈籠，何以一腳就讓它飛起一丈多高？我回家也曾試驗，但使出渾身力量也做不到。”翠英聽后不禁大笑，告訴他：“此實非我之本領，君何太癡，緣當我踢時，打燈籠的人即借勢往上一挑，望之則以為是我踢起來的了。”王聞言，始恍然大悟。

　　王某由此遂得識翠英，迷之更甚，而翠英只是將其玩弄于股掌之間，屢施擒縱，結果王之錢財盡數花在她一人身上，不久，錢莊即行倒閉。自此，翠英再也不與王來往。

　　節日的點綴——應景戲

　　每遇節令，舊戲園中必演應時即景的劇目以為點綴，雖大多牽強附會，但此風相沿，積久成例。

　　舊歷春節，各戲園必演吉祥戲，尤以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三天為最隆重。所謂吉祥戲，即從戲名的字面上及劇情內容上，都要有一種喜慶氣氛，為節日增色添彩。所以，戲名中有殺、伐、斬、死、傷等不吉祥、犯忌字眼的是絕對不能演出的。吉祥戲又名“新戲亮臺”，戲雖熱鬧，但觀眾寥寥，而且多數因除夕夜守歲而終宵未眠，不耐久坐。所以，大年初一的吉祥戲多為短劇，午后早早開場，不到天黑就草草收場了。是日，前后臺文武場面所得戲份，均以紅紙封包，名曰“年份”。初一到初三的吉祥戲后即進入正月節，因為當時各業多告休息，一月內各戲園上座不衰，即行內人所說的“旺月”到了。

　　吉祥戲的主要劇目有：《御碑亭》帶金榜樂、大團圓，《滿床笏》（又名《打金枝》《七子八婿》）《定軍山》《一戰成功》《青石山》《賣符捉妖》《百花亭》《貴妃醉酒》《回荊州》《龍鳳呈祥》《搖錢樹》《黃金臺》《英雄義》《鴻鸞喜》。至于《天官賜福》《五路財神》《八百八年》等都是開場必演的，其中尤以《金榜樂》及《滿床笏》居多，所以稱之為“標準吉祥戲”，老生、青衣幾無不演。武生演《青石山》，花旦演《鴻鸞禧》，也是牢不可破的定例。譚鑫培每于初一時，必演《定軍山》，所特別的是，他是從下場門上，由上場門下，俗謂“左青龍，右白虎”，大概是為了避諱走“白虎門”，為自己討個吉利的緣故吧！后來他的孫子譚富英也一直沿襲這一傳統。梅蘭芳必演《貴妃醉酒》也幾乎成了定律。

　　上元節的春燈謎常常吸引無數人駐足觀看，但戲院里上演的《鬧花燈》《洛陽橋》也能招徠不少戲迷，特別是梅蘭芳、荀慧生的拿手戲《上元夫人》和《元宵謎》，更是遠勝于逛花燈、鬧花燈的熱鬧。

　　端午節的應景戲較多，俗稱端午為五毒蜈蚣、蝎子、蝎虎、蛇與蛤蟆的難期，所以，以五毒為主人公的《五花洞》一劇，是端午節必不可缺少的經典，而由《五花洞》衍生出來的《混元盒》，則更蜚聲菊園。《混元盒》為余派代表劇目，原為8本，后多失傳，只有《金針刺蟒》《琵琶緣》《捉蜈蚣》三出戲得以流傳下來。尚和玉演出的《捉蜈蚣》和李萬春曾排演《混元盒》，都是以武生為重，而名旦尚綺霞演出的《金針刺蟒》和《琵琶緣》二劇，則以旦角見長。《白蛇傳》中的《盜仙草》也為端午節戲目，并由此連帶著與盜仙草相連的《盜傘游湖》《水漫金山寺》《斷橋》等劇目，因白蛇飲雄黃酒而顯原形，所以《雄黃》一劇也被列入端午節的應景戲。

　　農歷七月初七是七夕節，各戲園一律以《天河配》一劇作為招徠觀眾的賣點。因該劇取材于婦孺皆知的民間故事，而且演出場面熱鬧火熾，極具感染力，所以深受普通觀眾的歡迎。梅蘭芳的《太真外傳》，無論是在藝術水平上，還是在演出效果上，又都遠勝于一般戲班的《天河配》。各戲班為了贏得獵奇觀眾的青睞，還在戲中極力賣弄燈彩砌末，精心制作獨特布景。如南市第一舞臺在演出《天河配》時，別出心裁地制作了一個裝滿清水的木質大水池，讓演織女的小菊處和6個仙女著貼身薄紗在仙池內沐浴，演牛郎的小滿堂在一旁做嬉戲狀，使用忽明忽暗的鎂光追光燈做效果，觀眾透過臺口的紗幕，眾仙女的倩影似裸非裸、時隱時現，新奇、大膽舞臺畫面為天津觀眾前所未見。《天河配》一劇遂為七夕節的號召劇，每年一進舊歷七月，各戲園自初一日起就開始演出，一直連演到當月中旬，真可謂“觀眾喜歡看，演員演不厭”。

　　此外，農歷二月二演《紅鬃烈馬》，農歷八月十五演《陰陽河》，也早已成了戲園子的定例。

　　號稱“華北第一劇場”的中國大戲院

　　九一八事變前后，周信芳來津在北洋戲院演出，深感劇場設備落后，空間狹小，很影響演出效果。一日，與周信芳素有交往、當時正在經營惠中飯店的孟少臣，來戲院看望他。閑談中周信芳指出北洋戲院的不足，并說北方戲院普遍存在著場地小、座位少、設備老化，而且票價昂貴的弊端，不能平民化，難以維持長久，建議孟出面在天津建一座現代化劇場，并表示愿出資與孟合作。于是，孟多方奔走，并征得梨園界著名藝術家的大力支持，籌集資金20萬元，開始創辦一座現代化的大戲院。

　　孟以月租金800元，租得產權屬于外交官顧維鈞位于法租界天增里旁的一塊5畝多空地。在充分聽取周信芳的意見后，孟聘請法國工程師榮利作為工程的設計師，1934年開始施工，1936年戲院正式落成。初時起名“天津大戲院”，后改為中國大戲院。

　　戲院是一座鋼筋混凝土五層建筑，占地面積2700平方米，擁有2200余座位，樓下分為前、中、后排；二樓正面設30個包廂，東西兩側設特別座，包廂背后為前后排；三樓設散座。劇場內沒有一根頂梁主柱，不影響觀眾視線，而且音響效果很好，演員不需要話筒，坐在三樓最后一排的觀眾仍能聽得很清晰。場內屋頂和二樓墻壁上裝有磨砂玻璃燈，光線柔和，觀眾有舒適愉悅之感。其建筑之完美，設備之考究，堪稱華北一流。

　　1936年9月19日，中國大戲院開幕盛況空前，包括市長張自忠在內的2000余名嘉賓參加了開幕典禮。下午5時典禮開始，孟少臣夫人剪彩，來賓由中央、左、右三門魚貫而入。馬連良在戲臺上行揭幕禮，舞臺設置宮殿式布景，富麗堂皇，光彩奪目，臺下來賓掌聲雷動。總經理孟少臣做了簡短的開幕詞，市政府秘書長代表市長致祝詞，來賓代表紀華、劉孟揚也相繼致賀詞，最后由馬連良代表中國大戲院致謝詞。至此，典禮告成，奏樂送客。晚七時半開鑼演戲，在馬富祿的“跳財神”、馬連良的“跳加官”后，馬連良、姜妙香、茹富惠、劉連榮等主演了《群英會》《借東風》。票價樓下前排1.25元，中排0.85元，后排0.45元；二樓東西特座1.25元，一級包廂8元，二級包廂7元，三級包廂6元；二樓前排0.85元，后排0.45元，三樓0.25元（包括茶資5分）。

　　該院開幕首期由馬連良的扶風社連演18天，場場爆滿，戲院凈得純利2萬余元，可謂開市大吉。第二期是梅蘭芳劇團演出24天，同樣是場場客滿，戲院得利7萬余元。戲院還清外債后，在劇場東西兩側又建造了配房，從此初具規模。

　　中國大戲院分期邀請全國著名京劇演員來津輪流演出，雙方議定以12天為一期，如演出劇目受歡迎，上座率高，還可繼續演出半期或一期，每一期包銀按10天計算，星期日加演日場，不另付包銀，但負責演員食宿和接送。

　　戲院有一套較為完善的服務措施。所有女賣票員、男招待員均要通過考試才能被錄用，女招待員著白色學生裝，男招待員著白色中山裝式制服。觀眾一進大門，便有兩名童子拉開大門熱情迎賓，二門前兩旁設有售票室，對面有存衣物室和小賣部，小賣部備有煙、糖、水果、瓜子等，可供觀眾隨意選購。另設兩部電梯供觀眾上下樓之用，電梯旁有電話室，觀眾可隨便使用。觀眾憑票入場后，服務員按號為觀眾找座位，入座后有茶房為他們倒茶。該院取消了有礙觀眾還妨礙演出效果的“手巾把兒”，取締了小販在場內向觀眾強賣小食品，不許茶房占座位加價售票。為保持場內秩序，特設了專職稽查人員。二樓設會客廳，備有皮沙發、圓桌和圈椅，供觀眾休息、會客之用。客廳中間兩根頂梁主柱上懸掛著尚小云、周信芳的巨幅劇照。該院的設備和服務在北方是獨一無二的。

　　該院最高領導機構為董事會，董事長是在法租界工部局擔任“師爺”的周振東，孟少臣是常務董事兼總經理，董事有趙聘卿、尚小云、周信芳、譚小培等人。前臺管事經理是金班侯，后改為馮承璧，后臺管事經理為李華亭。下設會計室、總務室，稽查室、廣告部等專業處室負責日常業務工作。董事會下還有一個益善房產公司，負責管理戲院的房產，戲院每月向該公司繳納租金。

　　娼門逞強斗富

　　鮮為人知的華樂戲院重新開幕

　　華樂戲院興建于清光緒年間，坐落于北京大柵欄對面鮮魚口胡同內，初名天樂茶園。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著名梆子花旦田際云接手茶園，更名為華樂園，先后在此創辦了小玉成、小吉祥、崇雅社等科班，培養了一大批戲曲人才。1920年，田際云因健康關系，將天樂園轉兌給了孟秉初，改稱華樂園。京劇名伶楊小樓、郝壽臣、高慶奎、尚小云、金少山、馬連良、張君秋、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言菊朋等均曾在此登臺獻藝。1936年富連成科班退出廣和樓，長期在此演出，上座始終不衰。1942年9月18日，因近鄰長春堂藥店失火，華樂園后臺被卷入火窟，除前面柜房外，其余均被大火吞沒，富連成價值30余萬元的行頭、道具也化為灰燼。

　　現已出版的各類圖書均認為華樂園從此“陷入停業狀態”，直至北京解放，該園才獲得重建并更名為大眾劇場。但在1943年10月15日出版的天津畫報《游藝畫刊》中，筆者見到了一則《華樂園重張開幕志盛》的消息，詳細報道了華樂戲院重新開幕時的盛況。

　　華樂戲院自慘遭回祿（對火災的忌諱語）后，一般人士多為之惋惜，后經菊界名流萬子和等出資重建，未及一載即告竣落成。戲院內部建筑完成時代化，由昔日茶樓式之設施，一變而成宮殿式新式劇場，可謂美輪美奐！尤其是園內的燈光照明和座位之舒適，最為觀眾認可。

　　戲院訂于1943年9月28日晚8時隆重開幕，除邀請社會各界名流參加外，還在頭天的報紙上預告屆時將有20余名坤伶前來剪彩。因此，當晚7時一過，鮮魚口小橋上和周邊的道路上已是車水馬龍、人山人海了。但只有手持請帖的來賓才被放行入場，圍得里三層外三層的觀眾也只能遠遠地看著熱鬧，他們都是想一睹眾坤伶的廬山真面目。其中一位老趕觀眾還鬧了笑話，硬是將一位三四十歲的中年婦女指認成了吳素秋！

　　進得園來，里面更是一片嘈雜，滿面春風的園主人熱情歡迎客人的招呼聲，來賓之間呼朋喚友的寒暄聲，客人叫茶役找座位的喊叫聲，交雜在一起，好一個熱鬧場景！園內燈火通明，富麗堂皇，四壁琳瑯滿目地擺滿來賓贈送的牌匾、楹聯、緞幛等。滿場觀眾早已超過了該園的額定人數1200人，情愿站票的不乏其人。

　　少頃，場內傳來一陣悠揚的樂聲，園內頓時安靜下來，人們知道這就是告訴大家代表們將要登場行開幕禮了。再看樂隊后面，那些準備開幕典禮的貴賓和剪彩的小姐們，也都陸續登上了舞臺，有情報局的管局長、警察局的錢局長、政委會科長、《戲劇報》朱社長等，菊界聞人趙硯奎、萬子和、金少山等端站在一旁。“現在要剪彩了”，這是司儀的報道先聲。在人們望眼欲穿的期盼下，坤伶們從舞臺兩側順序登場了，她們從容鎮定地站在臺口。不過，讓大家稍顯遺憾的是，臺上并沒有事先預告的20多位坤伶，而只有侯玉蘭、白玉薇、楊德華、李毓芳、趙燕俠和馬菊文6人，其中的馬菊文觀眾還不甚熟悉，相互小聲地詢問著她的名字。楊德華算是最摩登的一個，雪白的羊毛外套上嵌著一朵大紅花，格外耀眼。素有“布衣坤伶”之稱的侯玉蘭今天也一改其平日樸實的形象，衣飾相當時髦，玉臂也肯大方外露了，還破天荒地燙了波浪式的鬈發，原來她是今天的主角，是領銜剪彩。她自己講這是平生第二次剪彩。隨著她的剪刀落下，五彩花紙被剪成兩段，臺下一陣掌聲響起，舞臺正式啟幕。

　　各位貴賓的賀詞中句句都帶著祝賀和喜慶，園主人萬子和致謝辭后，開幕式禮成。戲劇演出正式開始。

　　跳財神、跳加官的節目歡騰獻過后，臺上的《武文華》登場，戲的主角由李桂春的徒弟張某擔綱。他乃一個青年武生，但腰腿之功夫甚佳，演出很賣力。隨后是一出《弓硯緣》，侯玉蘭飾何玉鳳，白玉薇飾張金鳳，配以李德彬的安公子。侯玉蘭的嗓音較前已見喑啞，但能應付自如，白玉薇愈顯活潑，相親之時與侯師姐極盡其開逗之能事。因為他三人均出自戲校，所以行內人稱之為戲校的一場合作戲，不過大家普遍認為，他三人當天的合作，確實比在戲校時成績猛進得多。

　　休息數分鐘后，大軸《定軍山》出場，李少春飾黃忠，與侯喜瑞的夏侯淵針鋒相對，各逞其長。戲剛開場時，李少春的嗓音略顯不足，稍事調整后即行恢復為寬厚明亮、韻味清醇，他文武老生的功底更是贏得全場觀眾陣陣喝彩，戲迷們大呼過癮。

　　曲終人散時已屆子夜時分，但華樂戲院門前仍站著許多沒買到票卻想一睹名伶風采的鐵桿粉絲。

　　第二章妓院

　　娼門逞強斗富

　　男人在女性面前表現自己以引其注目，希望得到異性的贊賞和夸獎，這是本性，亙古不變。到妓院嫖妓的嫖客也是如此。他們以嫖名妓為榮，以征服妓女為耀。為了贏得妓女的芳心，他們經常會不惜血本地逞強斗富。

　　清光緒初年，河北鹽山縣有一個名叫一掌金的奇女子，年方十七。不僅貌美如天仙化人，凌波三寸，腰細如柳，而且還身懷絕技，勇猛異常，就連一般的武士也對她奈何不得。

　　一日，她來津獻藝于南市三不管，表演上刀山、跑馬解、雙足蹬車輪等雜技。尤其是她的蹬大甕，更是令人瞠目叫絕：數十斤的大甕在她的一只腳上蹬著，另一只腳使其旋轉，還不時地玩出一些花樣兒，圍觀者有叫好的，有為之提心吊膽的。更有絕活是脫了鞋子，去了足纏，赤裸著一雙秀足在空中走鋼絲，一邊走著一邊向觀眾不時地拋著媚眼，引來一群好色之徒爭觀其三寸金蓮，擲纏頭如流水。

　　有知情人告訴大家，一掌金實際是一個暗操皮肉生意的妓女，賣藝兼賣身。但她卻有一個怪癖，不僅愛錢，而且更愛貌。她有一個賣身的原則：非英俊少年不納，非自己喜歡的不納。擱在今天就是典型“外貌協會”的。

　　當時，天津城里有一名叫張鵬舉的武舉，臂力過人，雖已屆不惑之年，但仍不時地尋花問柳。聽說津城來了一位身懷絕技的武美人，他不禁懷揣重金前來探訪。一掌金一見來人，臉色黧黑，凹凸不平的臉上還長滿了麻子點，不禁笑道：“您老還是回家養養身子吧！”張武舉不服氣地說：“我乃國家武舉，體壯如牛，你今天要是不依了我，得罪了我，你就甭想在天津衛混飯吃了！”金女仍是笑著問他：“武舉是個什么東西？又有什么本事呢？”張一拍胸脯說：“武舉者，國家之功名，民間之貴人也，其能則力大而神勇是也！”

　　金女聽罷仰面躺于床上，將雙腿并攏，對張說：“你如果能將我的雙腿分開于左右，我的身子馬上就交給你，任你行事，還不收你分文；如果你做不到，就立馬給我滾蛋，免得吃老娘的耳光！”張聽后心想這有何難，遂上前雙手握住金女的雙足，做挽弓之勢，運足了一口丹田氣，口中喊了聲：“開！”但金女的雙腿卻紋絲未動，張用力再三，卻如螻蟻撼樹一般。張羞愧至極，抹著滿頭的大汗，耷拉著腦袋灰溜溜地走了。此后，他再也不對人提及自己是國家的武舉了。

　　還是那個年月，有一個叫趙瘋子的鹽商，津城巨富，家財萬貫，揮金如土，行動舉止異乎尋常，所以人以“瘋子”稱之，其真實姓名反被人們淡忘了。四十出頭的趙瘋子有個逛妓院的嗜好，經常懷揣重金，赴娼門濫使。

　　為了顯示自己的富有，他一進妓院就使錢讓老鴇將其他嫖客一律勸退，讓妓院閉門歇業，不得再放他人進入。或令妓女輪流陪他，或叫上一群妓女一同玩耍。如此這般，他在妓院的一天一夜往往要花去200兩黃金。數日后，他便厭煩了。

　　一日，他突發奇想，在妓院里用數張桌子搭成一座戲臺，自己身穿僧人法衣，頭戴五佛冠，學著釋家放焰口（做道場）的模樣，以金銀錁代替大米，妓女每唱一段，他就往臺下狂擲一通金銀，臺下的妓女、龜鴇們就是一陣哄搶。見此場景，趙瘋子不禁哈哈大笑，以此取樂。時間一長，他又玩膩了，想起自己童年時曾與玩伴們玩當皇上、當官老爺的游戲，便又想在妓院演演做皇上的戲。

　　他規定以整個天津衛中最多房舍的妓院為皇宮，自己做皇上，在全市各妓院中廣征名花，選擇三個最漂亮的，封為三宮；次之的選擇六名，封為六院；再次的選72個，一律封為嬪妃。每位皇宮、貴妃、嬪妃各有不同的封贈。這樣，一夜之中他就要花費上萬兩黃金。后來，事情鬧得太大了，驚動了天津府，官府要捉拿他。趙瘋子聽到風聲，見勢不妙，連夜逃往南方，終其一生未敢返津。

　　清乾隆時，津門有鹽商查三鏢子，家資萬貫，室內不僅有妻妾數名、十二美婢，且喜冶游。

　　一次，他為津城名妓冷艷過生日，在妓院特設“小宴”，置辦美酒數十種和美味佳肴上百種。各種菜肴分盛于百余個器皿之中，各由一名婢女捧著。他與冷艷坐在大堂正中央。隨著一聲“上菜”的吆喝，婢女們手執酒菜魚貫而入。每道菜肴端到他們眼前時，認為可以吃的就夾上一筷子，不喜歡吃的一扭頭，絕不再看第二眼。就這樣婢女們輪流進退，穿梭于堂里堂外。由于盛菜的器皿中裝有特殊的保溫加熱裝置，如此循環數次，菜肴絲毫不涼。入夜，如嬰兒手臂粗的紅燭點了起來，堂內亮如白晝，這些蠟燭也同樣由婢女們舉著。接下來，他二人焚奇香，列唐花，入洞房。整個妓院香煙花氣，氤氳如霧，仿佛進了仙界一般。

　　混混兒與妓院

　　天津衛的混混兒，又叫混星子，他們自稱“耍人兒的”，為地痞、流氓、土棍的通稱。二百多年前，天津衛的混混兒以“愍不畏死，結黨肇釁，持械逞兇，稱霸一方”而聞名全國，據前人記載，當時天津的土棍之多，“甲于全國各省”。他們將整個天津城分割成若干塊，分據把守，并時常為地盤之爭演繹出一場場駭人聽聞的群毆械斗。他們有設賭包娼、爭行奪市、抄手拿傭的不法行為，也有抑弱扶強、打抱不平的俠義之舉。

　　逢年過節或大混混兒的生日，甚至是著名混混兒父母的生日、孩子的滿月等名目繁多的“節目”，他們都要向所在地界的商家、廠家、戲院、妓院等地撒下大紅“請帖”，各家收到帖子后，就要馬上將錢送上門來，否則就要大禍臨頭。這就叫“飛帖打網”。

　　混混兒到了中年，便開始尋求長久之計，往往致力于開戲園子、開落子館、開娼窯等營生。天津著名的女混混兒曹李氏，因與吉林督軍孟恩遠是同鄉，又曾在孟家當過老媽，加之她長得俊俏又精明，中年后，便在天津南市開了個名叫天寶班的妓院。此后她又結識了張作霖、鮑貴卿、王占元、張宗昌等大軍閥，為迎合他們的心意，她特地花重金買來了江南蘇州、揚州的美女。一時間，軍閥、官僚、富商蜂擁而至。張作霖、鮑貴卿、張宗昌先后從班子中領出妓女做了姨太太。張作霖每至天津必來天寶班與曹李氏玩“斗十胡”。這樣一來，曹李氏名聲大噪，竟成為天津的風云人物，人稱“小李媽”。一些趨炎附勢者，便奔走于小李媽門下，借她“口角春風”，求得一官半職。就連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也成了她的掌中人物，被她呼來喝去。

　　清末，一個叫趙二的小混混兒想一鳴驚人，他在侯家后將正在三順班妓院打牌的前輩郭四爺停在門口的轎子給砸了，還叫喊著讓他出來跟自己過過招兒，郭四爺聽后不動聲色依舊打牌，這叫光棍不吃眼前虧。等趙二罵累了、撤了，郭四爺便溜達著回了家，他讓轎夫明天一早再賃一頂轎子，他要到趙二府上去問安！

　　趙二知道這事兒郭四爺不會這樣善罷甘休，定會有下文。于是，他一回家就找來了一群混混兒等著郭四爺打上門，這叫“侍候過節兒”。一大早，就有人來報：“郭四爺來訪。”眾混混兒聽了，一齊抄家伙便要迎戰。來人卻又說：“郭四爺就一個人來的，說是特來給二爺請安問好。”趙二聽說郭四爺只身前來“找場”（吃虧后找人前來報復），反倒慌了，急忙一路小跑著出門迎接。但見郭四爺滿面春風，雙手作揖，搶先問安，趙二也只好笑臉相迎，將郭四爺讓進客房。

　　落座后，郭四爺抱拳拱手道：“二哥，受驚受驚，昨日個在三順班的是我。”趙二聽了急忙作揖打躬道：“四爺，我要知道是您老，怎么我也不敢吶。這話是怎么說的，我這給您磕頭賠罪了。”四爺連說：“不敢，不敢。我還有點兒事兒改日再來討擾。”說罷扭頭便走。郭四爺到家不大工夫，有人報：“趙二爺回拜。”郭四爺起身相迎，將趙二迎進客廳，照舊一通寒暄。就此二人言歸于好。通過此事，趙二不但沒有撼動郭四爺，反而自討了一個沒趣兒，而郭四爺寨主的位子更加穩固了。

　　清同治年間的一個冬日，大紅橋的人到掩骨會來賣橘子，因缺斤短兩被掩骨會的人把秤桿子撅了。他跑回來后就報告了大紅橋的混混兒，于是，大紅橋的人就帶著家伙到掩骨會來找場子。一進掩骨會的地界就開始蹦著腳地大喊大罵。偏巧，掩骨會的寨主當時不在本地界上，其他的混混兒又都成了縮頭烏龜不敢出頭。

　　這時，一個正在嫖宿土娼的馬五聽不過去了，只見他披著一件紅棉襖，赤裸著下身，光著腳從屋里“嗷嘮”一聲躥出來，嘴里不停地叫罵著沖進了人群，把棉襖向外一撇，一絲不掛地躺倒在雪地上：“別打亮著這地界兒沒人，五爺我出來了，倒看看你們這幫王八羔子能有多大的尿！”大紅橋的人抄起手中的刀，在馬五的腦門上一蹭，便是一道口子，鮮血頓時流了出來。此刻，大紅橋的寨主忙上前攔阻道：“你們跑這兒打便宜人來啦？你看這血流的，快給馬爺的傷口擦上點藥止止血！”有人拿過一把鹽面灑在馬五的傷口上，用力往里揉搓。馬五硬是一聲沒吭！見此情景，大紅橋的人蔫了，在寨主一聲“丁著下”的號令中，大紅橋的人撤了。從此，馬五便成了掩骨會的寨主，設局招賭，無人敢攪。

　　妓院等級和規例

　　有些混混兒也沾染了小偷小摸的惡習，被稱作混混兒中的“敗類”。清末，在東城外，依城墻造屋的妓院名曰“排岔子”，都是下等妓院，用上津錢200文，就可在此銷魂一度。入夜，各妓院均將妓女刷洗過的繡鞋、足纏等晾地院中，有東城混混兒一行6人中一名叫趙綱的專門偷取此物，取其小巧者，大者拋投于城壕之中。一個名叫穆燦的擅長彈唱，且善變戲法之術，每赴娼門買笑時，必要來樂器吹拉彈唱，曲終樂器也已不知去向，甚至屋內陳設的瓶、鏡、鐘表之類的，以及衣飾、被褥等物也能被他像變戲法一樣變沒了。

　　舊時，各妓院支出的費用中有一項小房錢、一項大房錢，小房錢給付房東，大房錢交給混混兒，因為各個地域的妓院都由“管片”的混混兒罩著。妓院本來就是是非之地，雖被人們稱作“溫柔之鄉”，但卻時常上演全武行。為此，遇有嫖客之間的“醋海風波”、“花叢荊棘”的尋釁滋事或是妓院之間的紛爭，混混兒就會出面了事。解決的方式通常有兩種，一是通過武力，雙方大打出手，以決勝負；一是找“袍帶混混兒”從中說和。所謂“袍帶混混兒”，就是一些名混混兒，在步入中年或老年后，不愿再過成天打打殺殺、提心吊膽的日子，開始利用自己的名聲和威望，擔任出頭為矛盾雙方調解的角色。由于他們交際廣泛、見多識廣，能說會道，言必切中要害，排解得當，提出的解決方案往往為雙方接受。如果不接受，他就跪地磕頭央求，或裝瘋賣傻，倒在地上，翻白眼、吐白沫，裝死嚇人，雙方怕鬧出人命，只好接受調解。

　　雙方和解時，袍帶混混兒先要自己或聯合多人，分頭向雙方解釋，請求各方退讓一步，放棄前嫌，言歸于好。往返多次，雙方同意和解，再約定日期、地點，由和事老出資備若干酒席，并請些人作陪。雙方見面后彼此客氣幾句，兩位寨主必都不肯先進門而互讓三遍，袍帶混混兒出頭，二人一先一后入門。入座時，后入者居首席，先進者作陪。入座后，大家只敘舊情，不談前嫌。席間每人只吃一小碗飯便罷，吃飯只是個形式，點到而已，行話叫“坐坐兒”。飯罷，二人同起向眾人告辭。出門時，后入者走先，先入者隨后，一揖分手后，一場惡戰宣告結束。

　　清咸豐年間，侯家后一帶有個姓佟的武狀元，他在舊兵營里混了些年，退役后在家養老，置辦了一些房產。由于威望高，他在官、私兩方面都吃得開，地方紳商也都敬他三分。一些天津衛有頭有臉的人來侯家后辦公事或是談生意，都要先拜訪他，在他那里掛上一號，他點了頭，便可暢行無阻。倘若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私自”行事，他就會找碴兒砸了你的轎子或是打傷了你的人。他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水大漫不過船去！”當年，侯家后的各家妓院只要有了“過節兒”，一時解決不了了，就要找到他，請他出面調解。說來也算靈驗，只要他一出頭，雙方準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庚子以先，天津混混兒之風大熾，聚眾群毆現象時有發生，死傷無數，民怨極大。官方不得不出面懲治，一時將數十名混混兒收監入獄。但因混混兒們個個都善于“熬刑”，不管罪有多大，從無口供。按當時的法律，無供則不能處以極刑，所以混混們就憑借著這一招有恃無恐。光緒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特旨治匪，倘若治匪不利，地方不靖，則要拿地方官府是問。

　　天津縣署大人一時為難。手下有個外號“猴子崔”的判官，給他出了個妙招，制定了殺、辱二罪。凡獄中所囚混混兒，不問罪行的輕重，一律先治辱刑。縣署招來一些下等娼妓，令她們脫去衣褲，赤裸下身，雙臂伸平，兩腿張開，如“大”字形，排成一隊，站在縣署公堂之上。如果混混兒自認改過，就有人將其頭發剃成“娃娃頭”，穿“老虎鞋”，再令其跪下，雙臂抱于胸前，弓背彎腰，呈懷抱中的嬰兒狀，從妓女身后膝行過于襠下，高呼妓女“媽媽”，妓女應聲作：“哎，好兒子。”最后仍膝行至于縣署門外，就算赦免了他的罪行。但因為受辱而失去了好漢之名，從此，他再沒有資格做混混兒了。不愿接受辱刑者，立時五花大綁，押赴西關刑場梟首示眾。

　　一些混混兒見官府動了真格的，為了保全性命，只得受辱。其中有一個叫王二狠子的混混兒，在獄中已被打得皮開肉綻、遍體鱗傷，見此情景，堅不受辱，凜然選擇了極刑。在送往刑場的路上，囚車中的王二狠子仍面不改色，一路唱著竇爾敦的《盜御馬》，贏得路人一片叫好之聲！

　　妓院等級和規例

　　依據妓女的容貌、品位、素質和出生地，妓院的房屋建筑、室內裝飾、設施配套和生活條件的不同，各地妓院分為若干等級。天津的妓院分為一、二、三、四等以下四個等級。

　　一等妓院為“清音小班”，也有稱書寓和別墅的。清時期的侯家后、民國初期的南市和稍后的法租界羅斯福路（今和平路）都有一等妓院。清代，娼妓業有“大同婆娘”“揚州瘦馬”的戲語，側面反映了妓女的出生地與妓女品位間的客觀聯系。由于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人文背景和社會環境有所不同，而妓女的容貌、舉止、穿著、裝飾、習俗也有所差異。

　　一般的嫖客對江南服飾，操吳儂軟語的江南妓女更為欣賞。故而，一等妓院中多為揚州、蘇州、杭州、南京、無錫、常州一帶的妓女。她們多為被拐賣或被收養的女孩子，是老鴇從小培養起來的，謂之“養花”。教她們琴、棋、書、畫，吹、打、彈、拉，飛眼吊膀，暗送秋波等。妓女年齡均在14歲至20歲之間，不但姿色出眾，且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和藝術修養，可謂膚柔如水，聲美如鶯，令人神蕩魂搖。來這里的嫖客，大多是達官顯貴、富商巨賈、豪門闊少和幫會首領之流。妓院規矩很大，講究禮貌排場，要經歷到門、進院、升階、登堂、進軒、坐久、定情等諸多環節，為的就是設立名目多讓嫖客掏錢。一等妓院一般不準嫖客住局（即留宿），以“賣藝不賣身”為標榜。因此，嫖客若得以“鸞鳳”之歡，非出重金不可。

　　二等妓院通常稱為某某班，室內陳設講究，妓女也年輕貌美，只是才藝與一等略遜一籌。這里未破身的為“清倌”，已破身的叫“渾倌”。嫖客要在“渾倌”那里留宿較為容易，出以規定的夜資即可。嫖客要想為“清倌”破身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這類妓院多集中在日租界和民國時期的南市地區，如中華部、同慶部、群英后、權樂后等地的妓院。

　　三等妓院多稱作某某堂或某某下處。這里的情況就差得多了，妓女的年齡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都有，賣肉為主。南市的廣興里、丹桂后、燕樂、聚華前、翠柏村、紅葉村、侯家后和北開等地都有這類妓院。

　　四等以下的下等妓院多集中在謙德莊、趙家窯、落馬湖、三角地、小道子、地道外一帶，這里的妓女大多年老色衰，從以上三等妓院中淘汰下來的“剩妓”，而且多數都患有各種性病和皮膚病。嫖客也多為拉膠皮的、腳行裝卸工等下層勞動階層，所付嫖資也很少，妓院打出的廣告多為三毛隨便、兩角隨便之類。由于這些地方未設路燈，胡同狹窄，臟水滿地，腥臭熏鼻，嫖客晚上來訪時常常是摸黑而來，深一腳淺一腳，就像在河里摸鲇魚一般，故而人們又稱之為“鲇魚窩”。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接管天津，一些妓女遷移到英法租界各大飯店，專為招待外國人和上層人士，她們沒有明確的等級，其生活狀況介于一、二等之間。

　　此外，天津還有俄國一等、二等妓院多分布在小白樓、英租界43號路（今洛陽道）、特一區福州路（今南昌路）等地。日本妓女多集中在日租界，朝鮮妓女多在日、法租界內。日租界壽街（今興安路）有一處最有名的日本妓院，名曰：神戶院。館內布置為古代日本風格，裝飾、陳設極為考究。進門處放置了一些明信片大小的日本春畫，嫖客可以隨意取用。這里有歌妓和娼妓兩種，宴前娼妓侑酒，歌妓歌舞。事后，妓院還要送給嫖客禮物，夏季送日式小團扇：一面印著穿和服的日本女子，一面印有神戶館三個大字，下方是該館的地址和電話。冬季送日本特制的一具懷爐，內燃炭末或紙卷。

　　中國的娼妓制度衍變至近現代，從組織管理到行業經營都已經具備了一套繁復的規例。在天津的一等妓院，嫖客第一次到妓院來玩，進門由守門戶的“茶壺”接待，茶壺笑容可掬，道聲：“二爺！您來啦！”（忌稱大爺，大爺是王八）嫖客付上“開盤”茶資，茶壺即高喊：“看廳！”霎時，身著艷服、涂脂抹粉的妓女像上市一樣排隊出來，任嫖客挑選。嫖客選上哪一個，就在那個妓女房間里玩。妓女端上盤子，盤內有香煙、瓜子、糖果等，另有茶水招待，謂之“開盤”。妓女為嫖客彈琴唱曲，陪嫖客打情罵俏，供其玩弄，大約逗留一小時左右，俗稱“打茶圍”。

　　嫖客第二次來該妓院，必須仍與第一次挑選的妓女茍歡，不許另挑別的妓女，更不能嫖朋友嫖過的妓女，那是妓院中忌諱的，這也是為防止嫖客之間爭風吃醋而立下的規矩。

　　處女第一次留客過夜，稱為“梳弄”或“梳籠”。一般來說，梳弄之前，要先與破瓜的嫖客結線頭、吃和合酒。隨后，妓院還要燃起一對大蠟燭，并擺酒宴為賀，猶如洞房花燭夜一般，稱為“點大蠟燭”。嫖客除能享受處女味道外，還能得到一塊染有處女之血的白綾汗巾，以作紀念，同時，也有讓嫖客“驗明正身”之意。自然，為妓女破瓜的費用要比普通嫖妓要高許多倍的。

　　男人們為自己占有處女的過程起了諸如“破瓜”“上頭”“開苞”“梳籠（梳櫳、梳弄）”“擺房”“點大蠟燭”等種種下流的名稱，以滿足自己畸形的處女嗜好。為了應付“驗紅”，妓女們常常使出張冠李戴之計，在白綾汗巾上用新雞血染上三四塊，以圖蒙混過關，所以有一名妓女竟能“開苞”數次。就有當時的上海《圖畫日報》嘆曰：“洞房花燭，女郎喜事。只有一宵，奈何屢次？真是荒唐，罔知羞恥。露花孽緣，如是如是？”

　　因此，為雛妓破瓜就成了妓院標榜門戶的“賣點”。也有人為此發明了一種“處女檢驗技術”名曰：“守宮砂”。其具體操作是：把蜥蜴放在盆里用丹砂喂養，過后將其搗爛，即制成一種紅顏料（稱守宮砂），用這種顏料涂于處女手臂某處，就會終年不褪。一旦處女與男子發生性關系，就會自動消失。據說這種方法最初是為了保證宮女之貞而“發明”的，而后流傳至妓院，但其是否科學卻無人考證。

　　庚子年后，每逢大年除夕夜，娘娘宮中通宵香火不斷，由十二時后至黎明止。各院妓女必要傾巢而出，三三五五，相攜入宮，降香求福，因為她們均服一色紅衣，儼然梨園扮演的玉堂春，故而得名“滿堂紅”。一些放浪不羈之士，早早地就站在大殿月臺之上等著參觀這壯觀的場面，迎風凌寒，一站就是幾個時辰。更有一些紈绔少年，擠在妓女之中，以進香為名，等妓女伏身下拜時，他們也一同隨之跪在妓女身旁，就像結婚儀式上的夫妻共拜天地，因此得名“拜天地”。常有一些無賴子弟為爭著與姿色過人的妓女“拜天地”而爭執起來，以致老拳相見的。有人遇有素日相識的妓女，則是一番互道新禧，說上幾句拜年的話，借機敘敘舊情，他自己覺得很是得意，別人看了更是慕之、妒之。人們給他們的行為起了個名字，叫“娘娘宮站崗”。此風沿襲了很久，至新中國成立后才得以取締。

　　嫖客是妓院中的“上帝”，嫖客只要付出了足夠的金錢，便有了役使、虐待、欺凌、支配妓女的“特權”。嫖客為了尋求感官的刺激而施以的各種性虐待活動，如拳打腳踢、口咬手抓自不用說了，還有用所謂“肉屏風”“風流陣”“肉雙陸”“香痰唾”之類逞其淫威的花樣兒。

　　“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與“蘇州頭”并稱的是“揚州腳”。舊時，人們不喜歡豐乳肥臀的女人，而專愛以纖小著稱的“三寸金蓮”。作為一種時髦，妓院中不少妓女無不以小足金蓮作為媚男的本錢。青樓中，男女調情，也常常從撫摸、玩弄妓女的一雙小腳開始。

　　因為小腳女人，迎合了男人視女人為玩物的低級趣味，滿足了封建時代性變態男子所謂小腳“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三寸金蓮“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摸撫”的病態性意識和審美觀。一些肉麻文人甚至制定出“瘦、小、尖、彎、香、軟、正”等七條小腳標準。他們認為小腳的功用就是叫男人晝間“憐惜”、夜間“撫摸”的。小腳被視為女人的最隱秘處，被視為女人的性器官。在男女纏綿之際，玩弄女人的小腳不僅能夠激發男人的淫欲，而且也能夠激發女子的性欲。有些妓女為了引誘嫖客，總是要大肆賣弄蓮鉤三寸：“有時故意一縮，有時故意流露，有時故意整一整，有時故意蹴一蹴”。據說這樣的賣弄比暗送秋波、眉目傳情還要“刺激”。

　　妓院里的供奉

　　舊時，人們出于迷信，做任何事情都希望能得到神靈的保佑，所以，各行各業都挖空心思尋找一個與自己行業相關的歷史名人或傳說中的神仙，做行業的祖師爺供奉起來，以祈福獲得平安吉祥。比如，讀書人供奉孔子，練武的供奉關羽，做買賣的供奉趙公明，醫藥業供奉藥王，木匠供奉魯班，屠夫供奉張飛，打狗的供奉樊噲，乞丐供奉伍子胥等等。娼妓業也稱樂戶業當然也有自己的供奉，只是由于地域不同，其供奉對象也不盡相同。天津較為普遍的是供奉管仲和白眉神。

　　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為相。管仲在任期間，竭力協助齊桓公治理國家，實行了一系列改革，設置“女閭”就是他的一大創舉。所謂“女閭”，就是官辦的妓院。其數量有300和700兩種說法。據《周禮》記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一閭是25家。倘若是女閭300，即為7500家；若設為700，就有1.75萬家之多。當年娼妓之盛由此可見一斑。在他的影響下，春秋各國紛紛效仿，從此娼妓制度獲得合法地位，可以光明正大地經營。娼妓業由此奉管仲為“保護神”，這一習俗一直延續到了民國時期。

　　據1934年出版、戴愚庵撰寫的《沽水舊聞》記載，當年，天津的許多妓院供奉的是“白眉神”。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公關云長的長相甚為相似，只是眉白而眼赤。據說，他是黃帝的樂官伶倫，仙號洪涯先生，俗以妓女、狎客同拜此神后方能定情。妓女于農歷初一、十五兩日在手帕上刺繡白眉神像，然后拜跪祈禱，可使結識者之情愛不能轉移他人。如果未破瓜的雛妓首次接客，必與嫖客一起跪拜此神，然后方可共度巫山。

　　如果妓院里有某個妓女一天未“開盤”（未接客），全體妓女都得跟著倒霉。第二天一大早，妓女們都得向白眉神跪搓板，這叫“滿堂警”，其目的是在妓女之間制造矛盾，讓眾妓女都銜恨于未接客的妓女，迫使她們不顧一切地去拉客。如果生意好了，個個妓女都高朋滿座，也得同樣罰跪，這叫“滿堂紅”。老鴇認為，買賣興隆是因為妓女們對嫖客過分殷勤，表現出天生的賤骨頭，不打不成材。

　　天津的一般土娼即暗娼，大都隱蔽在胡同深處，門前掛有“某某某寓”四字招牌，仿佛尋常寓所。所不同者大多大門洞開，門洞內設一香案，壁上貼一神像，這神就是白眉神。嫖客見此情景，即可大膽步入尋歡。白眉神因此便成了妓院的典型標志。

　　一些高等妓院供奉的是宋朝著名詞人柳永。在柳永出現前，妓女與嫖客就是單純的性交易，妓女只是被視為一種玩物。而柳永不僅為妓女填詞，而且還教會了妓女詩詞歌賦，使妓女增加了藝術品位，讓妓女由賣肉上升到了賣藝，妓女的地位也隨之得到提升。嫖客欣賞妓女也從單純的外貌上升到了色藝雙馨，妓女從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尊嚴”。中國的娼妓業此時發展到了頂峰，以至于影響到了宋仁宗和宋徽宗。宋徽宗后宮佳麗三千，卻獨被妓女李師師的風韻迷倒，原因并不在于李師師比后宮的佳麗更漂亮，而是她的“藝術”氣質高于常人。及至花界每次評選花魁，更注重的是妓女的才藝。

　　因此，柳永每至妓院，老鴇、妓女、龜奴無不遠接高迎，奉為上賓，更無須支付任何嫖資。他的“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等詞句不僅在花界競相吟詠，而且也傳遍神州大地。柳永去世的時候，全城妓院停業一天，所有妓女傾巢出動為他送葬！妓女們個個花枝招展，哭聲震天，數里可聞。這一空前絕后的盛大場面連當朝的皇上駕崩時也是望塵莫及啊！此后，每年清明節京城的妓女都要為柳永掃墓，俗稱“吊柳七”，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俗。

　　此外，還有一些妓院供奉“五仙”，即狐（狐貍）、黃（黃鼬）、白（刺猬）、柳（蛇）、灰（鼠）五種動物。娼妓業認為這五種動物不能傷害，尤其不準打老鼠，因為老鼠是娼家的財神。

　　妓院的供奉也是統治妓女的一種手段，是對妓女的一種精神約束，從而強制妓女俯首帖耳地聽從他們的擺布，成為他們的搖錢樹。假使妓女違反了行規，除了要受到“進紅城”“撇大簪”“跪搓板”“舉木棍”等懲治外，還要讓她跪在祖師爺面前懺悔，祈求祖師爺的寬恕，并發誓今后絕不再犯。

　　為了讓妓女死心塌地地留在妓院，服服帖帖地聽任老鴇的擺布，娼妓業還有一種“祭鞭”的儀式。當時天津的各大妓院都藏著一條用皮條編織的馬鞭，內插百余根鋼針，寒氣逼人，不寒而栗。初來妓院的雛妓，必祭此鞭。在夜深人靜之時，將鞭陳于“五大仙”牌位前，妓女跪倒在地，老鴇“亮底”，曉以“大義”，施以懷柔。灌輸“世人笑貧不笑娼”“淫業也是商業中一行”“命由天定”等思想。列舉歷代眾多妓女出身的前輩日后出人頭地的實例，為妓女規劃美好的前程。繼之，又是一通威脅和恐嚇，聲稱今后如敢違抗院規，老鴇則代表祖師爺旨意施以鞭笞。最后，妓女起誓，表示順從，正式入行。

　　舊天津的娼妓業

　　天津的娼妓業是隨著商業的發達而發展起來的。自明代建衛以后，天津的地理位置日顯重要。它是北京的門戶，是漕運的總匯，是長蘆鹽產運銷的中心，是各地物資交換與工商業貿易的樞紐。出現了“曉日三岔口，連檣集萬艘”的昌盛局面。那時，天津工商業繁華中心，就在北門外針市街、北大關、估衣街、鍋店街、侯家后及天后宮南北大街一帶。位于南北運河交匯處的侯家后，正是這一帶的中心，作為商賈富豪們冶游淫樂的娼妓業，在此得到了迅速發展。《津門雜記》中楊一的“天津論”曾寫道：“……出門來滿面紅光，一口檳榔，東倒西歪在街上晃，又把侯家后上。進入雙翠堂，點煙燈，躺在炕，女班先唱兩個曲……朝著誰唱，眉來眼去弄巧腔，叫好不住地嚷，錢票費幾張。聽罷曲出房，顛鸞倒鳳對鴛鴦，一夜情難講，不知不覺東方亮……”這里敘述的就是乾隆年間侯家后娼妓業的繁榮景象。

　　清朝中葉，因達官貴人欲修花園，把北門外落馬湖的一片低洼地墊平，一些特別貧困的妓女為維持生計，陸續在那里搭起一些葦席窩鋪，從事賣淫。后有胡、方、張三姓有錢人家在那里蓋了200多間房子（均為僅能容納一張桌子、一副床板的小屋）租給妓女，使落馬湖成為妓院的聚集地。

　　1860年，天津被迫開辟為商埠，并陸續出現被帝國主義侵占的九國租界。他們驅趕中國居民，拆毀茅屋，破壞神廟，樹起本國國旗，新建大批房屋、洋樓，修建道路、碼頭，外國軍人、政客、商人及傳教士相繼擁入，租界的經濟很快繁榮起來。新興起的日本租界和靠近它的西邊，由原是“三不管”的荒丘水洼地漸漸形成的南市，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而此時的侯家后，由于運河堵塞，漕運銳減，經濟逐漸蕭條，因此，一些檔次高的妓院紛紛遷至租界地及其附近地區，留下來的妓院只得淪為三等。這是天津娼妓的第一次大遷移。

　　由于租界內娼妓業的畸形繁榮，再加上侯家后、三角地、落馬湖等娼妓的集聚區，至清末時，天津的樂戶已發展到500余家。

　　民國初年，由于軍閥混戰，捐稅加重，加之散兵游勇騷擾，致使很多妓院關門歇業。九一八事變后，日寇利用地痞、流氓、白面煙鬼等組織便衣隊，幾次大規模地襲擾商民住戶，侯家后、落馬湖、北開、三角地等妓院遭到洗劫，又有一批妓院相繼關閉。此時，只有南市一帶的娼妓業異常繁榮，除天寶班和韻香班興旺一時，權樂、群英、慶云等落子館前后,左右各妓院也是車水馬龍，人聲嘈雜，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有很多班子門口立起鍋灶，供應飯局。

　　1920年，直皖戰爭爆發，1922年和1924年又發生兩次直奉戰爭，連年的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天津的娼妓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加入北伐后，天津國民黨政府又高唱廢娼禁煙，天津女權請愿團在天津河北師范學校召開大會，將“廢娼運動”列為會議首要議程。1923年3月，天津《大公報》連載天津學生同志會女權股廢娼運動宣言，天津養真社也舉行戒嫖戒毒運動大會，曾經盛極一時的南市各妓院營業一落千丈，各班子紛紛遷入日租界。這是天津娼妓的第二次大遷移。

　　日租界當局特別劃出曙街（今嫩江路）一帶為“游廊地”，作為日本妓院及酒店開設之地。原來日本妓院大多開設于日法租界的交界處，即浪速街（今四平道）、松島街（今哈密道）、蓬萊街（今沈陽道）一帶。中國人開設的妓院，多開設在旭街（今和平路）臨近的兩側。據日本居留民團的統計，1928年該界正式營業的日本藝妓91名，朝鮮籍妓女58名，華籍妓女730名。據1936年統計，日租界有營業執照的妓院有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達1000人以上。

　　1928年以前，天津的娼妓業一直沒有自己的組織，樂戶及妓女在營業之前均需要向警察廳申請營業執照，有了營業執照即視為合法經營，并向財政部門納捐上稅，從頭等到五等均一律執行，由當地轄區巡警負責監督。1928年后，各樂戶區域內稍具同業性質，略有系統，特別是蕭振瀛任天津市長后，進一步提高了樂戶地位，并諭令成立事務所，負責樂戶和妓女申請營業執照和繳納捐稅事宜。他還下令廢除四、五等樂戶、妓女捐，一、二、三等樂戶納樂戶捐（俗稱門捐），妓女納妓女捐。所以，娼妓業一直把蕭振瀛稱為“恩人”。蕭振瀛也曾辦過妓女感化院、習藝所，進院妓女每天有三四個小時學識字、女工和其他手藝，但僅3個月便被迫結束了。

　　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天津，出于奴化中國人的罪惡目的，公開以繁榮市面、加強稅收為借口，提出可以隨便設立樂戶，并于1938年3月17日，天津特別市公署制定了《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管理樂戶規則》以及《妓女檢治規則》，設立樂戶公會，管理窯主及妓女。由于政策的寬松，一些流氓混混兒紛紛申請開設妓院，偽警察局更是來者不拒，因此，天津妓院驟增，娼妓業空前繁榮。據1938年月12月統計，樂戶650多戶，妓女3080人，形成了東西南北中五大“樂戶區”，每個樂戶區都設一個樂戶分會。

　　日本侵略軍在東車站還設立了一所軍妓院（慰安所），這是一所東洋式廳房，四周布以嚴密的高壓電網，并有警衛嚴加把守。為了得到大量的軍妓，日軍唆使偽警察局主辦，偽警察局將此任務交給樂戶公會，從天津各妓院中挑選年輕貌美、身體健康的妓女到慰安所充軍妓，每兩個月輪換一次，每次30人左右。最初，是樂戶公會令各分會上報慰安妓女名單，后來妓女們都不愿去，而日本憲兵隊又是不斷催問，只好由警察局出面強行征人。日軍在征來的妓女中先挑選年輕貌美的，再經過兩次的體檢，合格者才可以進慰安所。妓女們在這里遭受著殘酷的蹂躪，每天至少要接客十七八次，多時要30余次。

　　更悲慘的還是那些警察局抓來送到山東、河南等地，“慰勞”日軍前線將士的妓女們，她們不但要遭受日軍的蹂躪，而且還要冒著生命危險。赴前線的軍妓中，每10人中就有6人死在前線。

　　1939年夏，天津發生了特大水災，市區妓女多數遷至法租界惠中、世界、北辰、巴黎、國民、孚中等飯店內（雖然該處也有水，但因樓高而堅固），既避水災又能營業。水退及開放交通后，各妓女因在飯店內營業無須領取營業執照，也不用納捐納稅，更沒有巡警查店騷擾的麻煩，所以都不愿再回到樂戶。各飯店因妓女的存在營業空前繁榮，他們盡量為妓女們提供方便條件。

　　1943年6月，偽市府收回法租界，改為興亞三區，行政歸偽市府管轄，但由于“寓禁于征”的政策，偽市府對飯店妓女未予取締，仍沿用舊法工部局的法則準予納捐。至1943年底，執有飯店營業執照的“飯店小姐”已達2600多人，實現了天津娼妓的第三次遷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國民黨政府開展“推行新生活運動，逐漸取締公娼制”，采取限制發展的措施，只允許執有日偽時期執照的樂戶和妓女到市警察局換證后繼續營業，不允許再發展新的樂戶和新的妓女。而妓女們則以舊營業執照遺失為由繼續營業，各樂戶辦事處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擅自印發臨時營業執照，使妓女人數驟增。俟警局偵知后，又不得不將臨時營業執照換成官方的營業執照。

　　此后，市政府重新修訂了《天津市警察局管理樂戶規則》《天津市警察局管理妓女細則》《妓女檢治規則》，設立了天津市花柳病防治所，辦理妓女就業、休業、請假、遷移和春秋兩季檢查診治工作。將原樂戶同業公會改為天津市樂戶總代表，并在全市8個樂戶區設立9個樂戶代表處，負責征繳捐稅，查驗營業執照和檢治證以及組織妓女定期檢治，代表處負責人多為窯主、領家。

　　據市警察局1946年9月的統計，全市共有樂戶480家，妓女2028人。而據花柳病防治所工作報告中稱：全市的明妓暗娼總數約在１萬人以上。國民黨政府接收天津伊始，大量的美國軍人作為同盟軍進駐天津，各種舞廳、酒吧應運而生，舞女是伴舞也陪睡，酒吧女招待是賣酒兼賣淫。各大飯店更成為美國兵獵艷泄欲的最好去處。美國軍隊是不禁止士兵去嫖娼的，他們認為食、色是人之天性，不能避免，所以不但不禁止，而且還予以便利。

　　1946年8月，天津市九個樂戶區，230家樂戶聯名呈文天津市政府，強烈要求取締飯店妓女，以振興樂戶區的娼妓業。同月15日，市長杜建時親自下令取締飯店妓女，并以市政府丙秘叁字第7157號指令通告警察局、社會局協助辦理，令飯店妓女于10月15日以前全部遷出。各飯店妓女聞訊后亦組成16人代表團在國民飯店召開記者招待會，歷陳飯店妓女在招待盟軍時的功勞、樂戶區無房可租等遷出困難的理由，而各飯店經理則以盟軍仍對飯店妓女有需求為由，聯名呈文市政府、臨參會、警察局和社會局，請求延緩遷出期限。

　　1947年初，美國軍隊離津后，市政府再次重申飯店妓女遷移的命令，并限于3月31日以前遷出。各飯店妓女史美君等86名代表，再次呈文臨參會，請轉市政府再請緩遷，呈文列舉6項理由，洋洋數千言。但這次市政府是下定決心，令警察局派各區警員日夜巡視，凡發現游娼即刻拘捕，各區警局每月呈報一次轄區查禁情況，并令各飯店經理具結保證書，保證該飯店無容留游娼事件。警局如發現游娼不但要治罪游娼，還要重罰飯店。走投無路的飯店妓女一是到南市等樂戶區搭住繼續營業，二是淪為暗娼、私娼。這便是天津娼妓的第四次遷移。

　　此后，市警察局又開展了查禁暗娼私娼的活動。此項活動的行動線索主要依據老百姓的檢舉，其次是戶警查戶口時發現的。但那些暗娼私娼的領家大多買通了巡警，即使有人舉報，也難抓住證據，因為她們均以母女相稱，和平常的住家沒有什么兩樣。那些沒有門路的暗娼、私娼被警局捕獲，也只有關一天，罰幾千法幣，出來后仍重操舊業。據警局統計1948年共拘留暗娼956人。

　　1947年底，社會各界紛紛提出廢除公娼、凈化社會風氣。為此，同年年底，天津市樂戶總代表李天然等呈文臨參會，歷陳公娼存在的合理性，并提出“先廢私娼再廢公娼”的廢娼意見。臨參會經第四十一次會議核準了該廢娼意見，并決議“轉市政府參考”。市長杜建時批準此案，并令社會局主辦，由警察局聯絡辦理。警察局局長接到文件后在上面寫道：廢娼本屬理想，事實上恐難做到，少一公娼，添一暗娼，亦毋庸諱言，而暗娼流毒尤烈。吾國行政總是好高騖遠，其實辦不通。是以發生各代表辦事處濫發證明，亦是勢逼使然。而本局如按事實補發執照，無形中省卻若干糾紛矣。

　　至此，公娼制在天津再次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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