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下一代扎根北京的強烈欲望，令許多父母不甘心把孩子送回老家，轉而把他們送到河北入學，期待孩子能夠憑自己的力量考回北京。

“候鳥”求學路

出品/《財經》雜志

撰文/《財經》記者 張倩

影像/車怡岑

編輯/朱弢

　　◇5月6日，北京西開往鄭州的1487次列車，往返于北京和河北衡水英才學校的數百名學生擠滿站臺。他們通常被稱為“候鳥”學生，即父母在京工作，因戶籍問題只能在外地上學的學生。

　　為什么去河北？

　　反復的提問與回答后，姚佳涵條件反射似的脫口而出：“我在北京上不了學，爸爸媽媽說我只能去河北讀書。”

　　9歲的小女孩兒聲音清脆、眼神澄澈，年紀尚小的她還不能理解這句話背后隱藏的制度、人口和城市發展命題，告訴她這一答案的父母同樣不理解，初中都沒讀完的他們將其歸咎為：命該如此。

　　在北京，還有數萬名孩子重復著和姚佳涵一樣的求學道路，他們被統稱為非京籍學生。這些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北京工作，但根據北京市的政策，他們落戶無望。

　　這種無望延續到下一代身上，他們的孩子難以進入北京的公辦小學、初中，即使入學了，中考也沒有填報高中志愿的資格，只能“分流”至外省讀書。

　　“分流”之路蔚為壯觀。

　　河北省衡水、廊坊、涿州等地毗鄰北京，因地理位置優勢成為非京籍家長們的首要選擇，坐著火車去上學，也成為相當一部分非京籍學生的日常生活。

　　5月6日，是河北省衡水英才學校學生返校的日子。北京西站熙攘的人群中，有一條愛心通道格外引人注目：7歲到13歲的小學生排成數列、拖著拉桿書包，穿著紅色校服，驗票、安檢、上車，候車大廳里有警察專門為他們維持治安，甚至他們乘坐的綠皮火車，也是英才學校與衡水鐵路局、北京西站協調后車站臨時加車的結果。這種上學儀式他們每個月都會經歷一次。

　　◇經過3小時零5分，274公里的車程，孩子們從北京到達衡水站。他們正排隊集合，出站后乘坐大巴回到學校。

　　姚佳涵看上去比同齡的孩子瘦小，體重只有26公斤，她的拉桿書包中塞著換洗的衣服、書本、水果和零食，足有10多斤重，她拎著有點吃力，她解釋說：“媽媽給裝的水果太多了。”

　　此刻，徘徊在驗票口之外的父母眼眶泛紅，孩子手中略顯沉重的行李承載著的是他們對命運寄予的一絲希望。

分離是常態

　　◇有孩子在火車上用泡泡糖玩起了五子棋。

　　開往衡水的列車上，陳曉露忙著在同班同學顧明明的同學錄上留言：“迎春花開時，是我們的第一次相遇……”。她們認識時間不長，是可以聊學習但不可以談心事的朋友。

　　陳曉露所在的衡水英才學校六年級7班是2016年下半年新增加的一個班級，同學們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轉學生，共68人，其中18人來自北京。對于寫同學錄，陳曉露已經駕輕就熟，她說，“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一直在寫這個，都寫了好幾本了。”

　　于非京籍學生群體而言，同窗分離是常態。

　　在六年級之前，陳曉露入讀的是北京市房山區竇店第二小學，一年級時全班共有40多人，其中只有13人是北京本地的學生，到她六年級轉學到衡水時，班里僅剩下20余人。在這期間，她的同學們或陸續轉學回老家，或像她一樣輾轉來到河北的三河、大廠和衡水等地，開啟“候鳥”式的求學路。

　　王鵬義同樣是于2016年下半年從北京轉學來衡水的學生，談起老家滄州和初來乍到的衡水，他表情有些漠然。這個出生于北京電力醫院的13歲男孩，轉學之前一直在豐臺區第五小學讀書，他喜歡北京的游樂場、動物園、小伙伴及其他所有。直到轉學前夕，父母的輪番勸解讓他明白，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北京人。

　　對于哪里的教學質量更好的話題，孩子們在火車上陷入了爭論。一個學生說：“我們在北京的老師都是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這邊（衡水）的老師都是在衡水讀的書，所以北京的老師教得更好。”而王鵬義認為，衡水英才學校的教學質量更好，他的判斷主要來自父母反復提起的“衡水升學率高”這句話，以及在衡水的學習體驗：老師管得嚴、學習時間長。

　　衡水英才學校實行的是全封閉式管理，在校期間，學生一律不準外出，為了避免學生的情緒波動，老師不支持家長前來學校探望孩子。

　　該校的一份作息時間表顯示，小學部的所有學生均需在早上5點50分起床，6點20分開始晨讀，晚上8點15分結束晚自習回宿舍休息，中間有50分鐘早飯、90分鐘的午休和40分鐘的晚飯時間。

　　學生在學校內的每一天均需嚴格遵守這份作息時間表，周六日也不例外。

　　這些孩子在北京讀書時，老師提倡的學習理念為“凱蒂旺普斯”，即不能盲目崇拜課本，要有懷疑的精神，敢于懷疑，善于懷疑，從而得到自己的見解，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學知識。這種教育模式隨著他們“分流”至異地，已經漸行漸遠。“升學率高”“高考分數高”將成為他們今后求學生涯中新的評判標準。

　　3個小時的火車車程即將結束，列車廣播前方停車站為衡水時，引發了車廂內一陣小小的騷動，學生們手忙腳亂地整理自己的行李、書包，嬉笑夾雜著“吶喊”：“啊，又到地獄了。”

　　◇孩子們排隊出站。

我們沒有議價的權利

　　◇衡水英才學校學生返校后，老師會登記父母給學生的伙食費和零花錢，具體使用情況會反饋給家長。

　　12歲的劉嘉朋生性靦腆，到衡水讀書后第一次探家時，會自己一個人偷偷地哭。父親彭傳喜和母親陳娟在和他溝通的過程中，跟他算了一筆賬：想要繼續讀書的話有兩個選擇，一是回安徽老家，跟爺爺奶奶一塊兒生活，最多每年可以見父母兩次；第二個則是去河北，這樣每個月都可以和父母見面。

　　“我們反復跟他講，并不是因為有了弟弟后不喜歡他才把他送去衡水，相反是為了讓他離父母更近，能在我們可以照顧到他的地方繼續學習和生活。”陳娟說。

　　彭傳喜雖然今年才35歲，但已經在北京打拼了17年，目前正經營一家圖文設計公司，年納稅額為10萬元左右，一家四口住在皂君廟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內，公司的辦公室也設在這里。

　　這個溫和的男人行事穩重，在北京的拼搏之路也相對順暢，對他來說，大兒子劉嘉朋的上學問題是他面臨的主要難題。

　　按照北京市各區的政策，非京籍兒童想要入讀公立學校的話，家長需提供各種證明，其中的社保證明是讓彭傳喜夫婦最頭疼的。這么多年來，只有初中文化的二人對“社保”一詞毫無概念，甚至彭傳喜在燕郊買了房，直到拿到房產證才反應過來，燕郊隸屬于河北而非北京。

　　英才學校的出現被彭傳喜夫婦視為救命稻草，在他們的規劃中，3歲的小兒子以后肯定也要與哥哥走同一條路——去衡水讀書。“我們也是為了讓他倆成才，而且越早去河北，可以更好地適應當地教材，這也是為他們以后的中考和高考做準備。”

　　因為在每年高考中的高分考生較多，河北被視為傳統意義上的“教育大省”，有了這一名號和名校衡水中學的加持，包括衡水在內的河北省多地已被非京籍家長視為教育“圣地”。

　　五年級的單純瑞來衡水讀書已經一年，在老師眼里，他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這讓父親單巨黨頗為自豪。在此之前，為了能讓兒子從北京朝陽區金盞鄉的村辦小學轉學至英才學校，單巨黨找朋友托關系，在他看來，把單純瑞送去衡水讀書是一條助其成才的“捷徑”。他也計劃把自己5歲半的小兒子送到衡水，“我們做父母的沒什么文化，期待他們能多讀點書、能上大學，而去衡水是實現這個目標最有效的途徑。”

　　近20年前，初中畢業沒多久的單巨黨憑著一股銳氣前來北京討生活，從裝修工人做起，一路奮斗，三年前終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廠房，并且在順義農村和燕郊買了房，打算真正在北京安家。

　　單巨黨在北京生活的時間比在滄州老家還要長。在他看來，自己已經與北京融為一體了，他說，覺得在北京更有主人的感覺，回滄州反而像客人。

　　對于“第二故鄉”北京，即使孩子上不了學，單巨黨也從來沒有過怨言。20年 的漂泊，將他的心氣和個性磨平。單巨黨現在信奉這樣的生存哲學：當一扇門被關上的時候，應該努力去適應并自行摸索尋找出路，“畢竟我們沒有和政策議價的空間和權利”。

　　在夾縫中尋求生機的除了這些未雨綢繆的小學家長，還有那些在墻角處轉彎的非京籍中學生家長。

　　在北京參加中考的非京籍中學生，準考證上會標明“借考”字樣，且他們沒有報考北京高中的資格。于是每年中考成績發布的7月1日至3日，這些家長們會瘋了一樣到處托人找關系，為孩子尋找任何入讀高中的機會。

　　每年的這幾天，韓非的電話會24小時響不停，許多家長會把孩子繼續上學的希望托付到他的身上。

　　韓非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被一些教育學者稱為是一個有教育理想和抱負的年輕人。2007年到2011年，他在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學校任教，于2009年成為副校長。

　　2007年，韓非的學校在當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中表演了打工子弟學校之歌。在他看來，這充分彰顯了“包容”這一北京精神。但幾年后，多所打工子弟學校沒有逃過被關停的厄運，也包括韓非所在的學校。更久以后，韓非目睹了非京籍家長們在教育部門口討要說法，甚至帶著孩子給學校校長下跪的畫面。

　　這樣的場景并沒帶來什么改變。韓非意識到自己需要從一個理想主義者變成一個行動派，他開始幫助一些無法填報中考志愿，或在北京無學可上的考生，尋找可以入讀的學校。自此，他游走于學校與家長之間，每年能幫助1000多名非京籍學生入讀“異地”教學質量好的公立高中。

　　據韓非介紹，去年在北京參加中考的學生人數接近10萬人，其中一半為非京籍考生，即“借考生”。“能在北京讀中學的非京籍孩子都是比較優秀的，成績差的早已經被學校勸回老家了，這些孩子中有一些在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北師大實驗中學等名校讀初中，我想為他們蹚出一條求學路。”他說。

　　但韓非目前的處境頗為尷尬，因為他接手的學生均未在政策框架內按部就班地升學，這導致他的行為處于灰色地帶，家長們只能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將他介紹給更多有需求的家長。

　　對于這一選擇，其中一位家長表示，這已經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最佳途徑了。“只要孩子能上學，生活便還有希望。”

孩子，你要考回北京

　　◇單純瑞（右一）和同學在火車上。

　　考大學對于單純瑞來說還有些遙遠，這個13歲的少年現在的目標是考上衡水中學。衡水中學素以嚴苛的紀律、標準化管理的“衡水模式”，以及每年可稱霸全國的高考成績而聞名。

　　在單巨黨的認知中，進入衡水中學意味著在競爭激烈的高考中，兒子可以突出重圍，增加考入北京高校的幾率，到時可以名正言順地回到北京。他現在已經開始疏通關系，下定決心即使到時候兒子考不上衡水中學，也要想辦法讓他能夠入讀這所學校。

　　為防止兒子出現閃失，單巨黨在一個月內多次往返衡水看房、買房，計劃未來由妻子專程來陪讀。

　　對于目前的生活境況，單巨黨坦言，掙錢已經不是主要的動力，現在就想全力為兒子鋪路，希望他能有不同于自己的人生軌跡。

　　近兩年北京拆遷整治的力度加大后，單巨黨有強烈的不安定感。今年春節前，一家人居住十年的北京市朝陽區崔各莊開始整改，他不得已帶著全家人和廠房搬遷到皮村。“北京要清理低端產業和人口，我們不知道還能待多久。但讀了大學就不一樣了，可以安安穩穩、腳踏實地在北京工作，這就是我希望兒子可以有的生活。”他說。

　　與單巨黨的想法相似，多位家長勸慰鬧情緒的孩子時，總忘不了這一句：“沒事，等你考上了北京的大學就可以和爸爸媽媽在一起了。”他們將這種方式稱為“曲線回家”。

　　除去讓下一代扎根城市的強烈欲望，試圖阻斷貧窮在代際間的傳承，是父母期待子女能夠重回北京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昌平區南郝莊一處30平方米的出租房中，蝸居著劉保龍一家6口人，在與北京拆遷整治活動的游擊戰中，一家人先從豐臺的城中村搬到了大興的城中村，然后又從大興輾轉來到昌平。目前劉保龍失業，妻子在一家食堂幫工，工資為每月2000元，兩個女兒均在衡水讀書，每年需花費3萬元左右。

　　盡管生活困頓，劉保龍仍認為北京的吸引力大于老家。他的老家在河北張家口赤城縣的一個小村莊。赤城是國家級貧困縣，劉保龍說，如果堅守在老家土里刨食，人均年收入不會高于1000元，遠不及北京的打工收入。

　　劉保龍希望能為女兒提供與同齡人持平的教育資源，不讓她們輸在起跑線上，“這個村子里也有外地人辦的私立學校，收費便宜，可學校老師普通話還沒我說的好，又能教給孩子什么呢？”

　　與父母厚重的期待相比，城市中逆流而上的人群并不都能取得世俗語境中的成功，缺失了父母合理的引導與規劃，成功會更遙遠。

　　顧明明的姐姐今年18歲，跟隨爺爺奶奶在山東老家長大，初中畢業后即投奔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并學習美容，與擔任壁紙專賣店店長的母親和裝修工人的父親共同租住在房山一套28平方米的公寓內，開啟了又一代人的北京漂泊之旅。

　　這只是萬千北漂家庭的一個縮影。代際的隔離、親情的缺失使得獨自成長的少年們提前領略了少年愁滋味，而父母被迫過早放手，于他們未來的人生而言意味著什么，難以名狀。

　　◇返回北京前，學生們在衡水火車站的候車大廳等待，因為學生人數多，火車站為他們開通了綠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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