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氏出生于浙江嵊縣，一生沒在

　　世襲地生活過，歲月無法穿墻而過

　　而江中月亮映照酒徒陶淵明

　　隱者不避俗。在農田的光亮中

　　挺起腰板，吹滅官燈和心火

　　雨簾阻斷鐵幕，田野遼遠和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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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在象山路口遇上一位詩人》

十四

　　當代詩歌的起始點是“歸來者”，還是“朦朧詩”，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但后來被稱之為“朦朧詩”的詩人們，并不全部是來自之前“今天”派的血脈，這之間的“轉換”更是一個問題。在后來被稱之為“朦朧詩”派的某些詩人摘取了原本屬于“今天”派的果實，而“今天”派的骨干詩人，卻大都在后來處于流離顛沛一一流亡歲月之中。“今天”這棵樹上結的果被另外的人摘去了；后來被命名為“朦朧詩”派的詩歌文本最先是嫁接在“今天”這棵樹上的。“今天”派的代表性詩人是北島，“朦朧詩”派的代表性詩人并不是北島。

　　“朦朧詩”是在“四人幫”跨臺后的社會政治機會中浮出水面的，它脫胎于“今天”派，“今天”派的文化主張大于詩歌含義，換句話說，以詩歌的文體方式來傾訴其文化主張，是“今天”派的一種書寫策略。1978年以來，以北京地域為中心的一小批高干高知子弟，在他們所接觸到的西方現代主義詩文本中得到藝術啟發和寫作參照，寫出一批泛政治意義指向的具有時代價值的詩文本，客觀上成為當時文化壟斷年代里的另一面構成。“某種程度上《今天》是“文革”地下思想的文學結晶，構成了勾連起“文G”與“新時期”的中介（黃平）”

　　“朦朧”之稱謂來自持傳統閱讀習慣的威權讀者，意為“看不懂”。“朦朧詩”屬于一種“精英寫作”。事實上，“朦朧詩”是一種寬泛的社群概念，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詩歌流派。從詩歌發展史的視角總體地看，“朦朧詩”的藝術價值是十分有限的，許多文本經受不起時間的追問。

　　1987年以后，“第三代”詩歌以形態化的面貌出現。它的特點是：主要由國內各大學的詩歌骨干構成；相對于“朦朧詩”只有北京一個地域中心，“第三代”呈現出多個地域中心的局面。但因198酒年的社會運動，“第三代”詩歌很快沉寂下去，詩人們被迫轉入散兵游勇狀態。

　　我不是“第三代”詩人，但曾于1990年初冬受東北某詩人之邀前去編輯《第三代詩選》，但我是至今都不贊同“第三代”這個詩群稱謂的。我認為所謂“第三代”詩人是“處于荒原中的一代”，不存在以“歸來詩人”為第一代，和以“朦朧詩”為第二代的詩學譜系認定。在我看來，“第三代”只能是社會學意義上的說法，而不可能是詩歌史意義學理上的代際劃分。我傾向于一些研究者認為的，“第三代”的興衰是詩歌形態由“精英”走向“大眾”之大趨勢的客觀開始。

　　90年代后期出現的“盤峰論戰”，是詩壇演變歷程的一種必然，絕非個人意志可以轉移。論戰觸及到不同詩歌的生成方式；對不同詩歌的指陳與命名；和詩人的立場態度（我稱之為“詩人可以相似，詩歌的理由是不同的”）。“盤峰論戰”的焦點歸結為“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的兩大概念爭論，沒有（也不可能）觸及到體制/機制的原因與作用。在我看來，“盤峰論戰”的積極意義是打破了詩歌壟斷局面，和揭開了詩壇的深層次矛盾，并開始追問詩人的寫作立場。“盤峰論戰”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詩壇相對寂靜，但暗中已開始孕育“兩頭通吃”的模式：御用詩人以民間代言自稱；學院詩人力撐口語詩；民間詩人以精英（精神自足）為己任。

　　從以爭吵謾罵為特點的論壇時期，到以賣臉自吹為特征的博客時期，及至前年興起的以圈內混臉為載體方式的微群時期，網絡時代在更新詩歌的發表方式的同時，影響到了詩歌的寫作方式、倫理存續，和詩歌尊嚴。詩歌倫理缺失的三個維度表現為：詩人詩學譜系的缺失、主體失卻自我覺悟、文本同質化嚴重，以及閱讀機制的不健全一一詩歌免費閱讀在本質上是不道德的。因文化體制和寫作機制方面的原因，經不起生存道德質詢的“兩頭通吃”詩人在日后大面積出現了。

　　互聯網時代下，以詩歌之名的文本寫作得到民間化的大面積推廣和深入，詩歌多中心的現實成立了。2005年，采詩官李某將此類現象命名為“草根性寫作”。李的意思是：從“朦朧詩”開始到“第三代”，是詩歌由上到下（貴族到民間）的過程；直到“80后”登場，“詩歌才算比較徹底地完成其中國化和草根化的過程，……現在（形態上）處于筑底上升階段。”李認為在“草根性寫作”的大概念下，具體涌現出了“網絡化”、“地方性”、“新紅顏”三股建設性力量。

　　李提出的“草根性寫作”概念較之“朦朧詩”和“第三代”諸概念，具有更開放性的一面，但也還是社會學意義大于詩歌學意義。這里值得指出的一點是，在不少詩人那里，“草根性寫作”和“國家詩人”這兩個詞語是完全互文的：這些詩人在以“國家詩人”身份自居的同時，又占據了“草根性寫作”的詩作質量低點位。

　　前幾年，北師大教授張某提出“底層寫作”和“打工詩歌”概念，對詩人以生存成分冠名，并以社會出身階層成分論詩。稍后，張還提出“中產階級趣味”（的虛偽性）概念，與“底層寫作”、“打工詩歌”相對應，企圖展開說明詩人寫作與社會生存之間的某些“倫理”要求。張教授可能沒有預見到的是：他的理論吊詭之處在于，同樣有御用詩人冠名自己為“底層寫作”，以便進一步獲取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張教授的“中產階級趣味”概念的提出，又令不少紳士式的人物天然地不舒服，我曾轉發X文并跟帖說：X文在指責張教授“把詩歌藝術問題道德化”的同時，并沒有拿出他自己的詩歌本體批評的框架體系來，只是就人家的概念和論斷作一些“治標”式的“診斷”與“批評”。換言之，X文因作了那枚“鎳幣”的反面，也成為了他所指責的關于“現象”的“現象批評家”。順便說一句：詩壇“只現象，不專業”的批評特色由來已久。

　　團伙和幫派是各個詩歌中心的社會基礎，他們各自差不多都有除自己文本之外的各種社會資源背景存在。由于復雜歷史和體制因素的原因，詩壇圈子林立，戾氣深重。常見的問題表現為：詩人之間不能談寫作倫理和生存道德；詩歌批評不涉及詩歌本體學（不但沒有詩歌本體學，而且也沒有批評學的本體框架）；同仁之間鮮見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據此現象，我倒是覺得有關專家學者可以去開設以下兩門學科，并申請國家級課題基金：一是“詩歌政治學”，另一是“詩歌社會學”。

　　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詩歌起點和寫作生涯均與詩壇那些流行的概念和團伙無甚關聯，但作為一名“具有詩歌內部視角的外部人”，我對這幾十年來詩壇形態和概念的演化有自己“冷眼旁觀”式的認識與體會。因為“不在場”的原因，我與上述這些，沒有什么直接關系。我是另一種詩人。

十五

　　東晉是個“被玄言詩法統治的時代”，一個有趣的事例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集中的30多首玄言詩轉瞬死去，唯以率真抒情而著稱的“序”活了下來。陶淵明詩歌風格平易，對詞匯不事修飾，詩人以強烈的自我生命意識，以積極樂觀的人格力量打開詩性空間，以“我”為主體，以“物”為介質的詩歌模式給予漢語詩歌以強大的生命自信力。

　　陶淵明（365~427）跨時代的貢獻，是對以孫綽（320~377）為代表的玄言詩進行了超越和反撥，發揚和提升了詩歌的靈性生命品質。陶淵明對于漢語詩歌的貢獻，有如后世的聶魯達一一：“復蘇了整個美洲大陸的夢想”。陶詩以自傳為特征，在寫實中虛構一一虛構為寫實服務，乃至干脆以虛構方式呈現，如《桃花源記》。有學者對此謂“想象中的自我認知與自傳式的映象（參見孫康宜：《抒情與描寫》）”。

　　陶詩風格之獨創性，正是其主體獨立的表現，有其自畫像文本《五柳先生傳》可為例證。但實際上，“陶既不見賞于他的同時代人，又不為其后長達數百年的許多詩人和文學批評家所理解。”而謝靈運則把抒情品質引向了歧路，謝靈運（385~433）以瑰麗想象和精心潤飾的“機巧”，達到文辭的華麗唯美。與陶淵明詩的“色而不淫”不同，謝靈運詩好色而濫情。謝靈運偏離了生命之“度”，此“度”即俗世間所說的做人之“本份”。

　　陶淵明以自足的個人化抒情方式為詩歌打開了一個嶄新的空間，在于其獨立的人格品位和自由的生命意識之強大。可是陶淵明不但在同時代不被同行看好，就連數十年后出世的《文心雕龍》（劉勰465~522）對其都似無介紹。而謝靈運是一個把華麗唯美詞藻用到極致（端）的人。謝靈運的山水詩，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后寫的。史家認為，謝靈運詩歌一改集前朝魏晉大成者陶淵明詩歌之古樸風格，另辟蹊徑，追求聲色。

　　這里的問題不止是“質勝于文則野，文勝于質則史”。給予修辭和意象以余地，是詩人對世界的立場問題；以生而為人的質樸心態順從萬物，更在于體現詩者對世界的悲憫情懷。陶淵明于420年把自己更名為“潛”，后世有研究者認為他是針對自己身處的社會局勢要求自己“潛藏”，以便更好地獨善自身。令后世詩歌榮幸和詩人們慶幸的是：如陶淵明所愿，他一直在自己作品里所期待的偉大讀者，在600年后出生的詩人蘇軾那里得到了應驗：蘇軾以陶淵明轉世自喻。

　　下午，在象山路口遇上一位詩人

　　詩史上，陶謝并列。真謬誤

　　謝詩艷麗，陶氏嫌謝心亂

　　不與其往來；其時的謝靈運

　　聲名遠大于陶淵明，九江慧遠蓮社

　　謝氏亦為要角。慧遠邀陶加入

　　破例遵陶氏之意置酒恭請

　　謝氏重名利，以晉室世家大臣改節

　　仕宋，就任永嘉太守等職

　　49歲時，被宋文帝以叛逆罪

　　處死于廣州。我的故鄉江西萬載縣

　　是謝氏世襲地，東晉封為康樂公

　　劉宋代晉后，降為康樂侯

　　謝氏出生于浙江嵊縣，一生沒在

　　世襲地生活過，歲月無法穿墻而過

　　而江中月亮映照酒徒陶淵明

　　隱者不避俗。在農田的光亮中

　　挺起腰板，吹滅官燈和心火

　　雨簾阻斷鐵幕，田野遼遠和豐厚

　　認識的人多，熟悉的狗也多了

　　“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親”

　　一壺老酒，幾間茅屋，一張無弦琴

　　陶詩平淡淳樸，風骨融入草木……

　　時間無情義，陶淵明僅在世上51年

　　此后。往桃花源的路上接連收費

　　未來的雪都是對雨的回憶

　　那些構成美的悠然，出沒野外

　　與機關、集市、夜店保持漫遠的距離

　　……至今死者情緒穩定。陶淵明

　　信步走過下午的路口

　　2015.11.20

　　補記：有很久時間了，一直總想要記下對陶、謝的閱讀體會，擬題：突破玄言詩時代的生命詩陶淵明，兼敘唯美詩謝靈運。

十六

　　作為一名同時代的局外人，我覺得這些年來的詩壇象是在上演無間道。上個世紀90年代末的盤峰論爭，它的實質與其說是詩歌之爭，不如說是身份之爭，身份之爭不是“表象”之爭，是實質利益之爭。或者說，盤峰式論爭基本上是屬于利益范疇的話語權之爭，與詩本體建設的訴求相差甚遠。誠如柯雷所言：“詩人身份好像不僅是個文學問題，也是個社會問題”。

　　利益的訴求似乎是永恒的話題，比詩歌本身更古老和悠遠。盤峰大會“知識分子”與“民間寫作”的冠名或概念之爭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它只是問題的表征形式；體制與機制所導致的利益關系之爭才是問題的根本。換言之，論爭的雙方絕大部分原本是“一家人”，而真正更多地享有既得利益和掌握話語權勢的人并未出場，他們隱身在背后，他們才是問題的源頭。……不少詩人在后來之所以“兩頭下注”以期“通吃”，實質上是由于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危機，而返身“不擇手段”地攝取“民間”的一種臨床表現，這形成了當今特有的詩壇偽民間英姿勃發的現象。

　　詩歌在形態傳播學和寫作發生學上，都有兩層意思，一是終極性的，另一是進行性、過程式的。終極是許多詩人內心的向往，但過程卻又是大多數詩人棲身的方式，詩人的困境在于要先有過程才能生存和容身，否則追求終極境界就成為緣木求魚。這就是一件作品之所以同時存在“歷時性理解”和“共時性認識”的原因與可能。

　　在流行詩壇上，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最配得上談詩。但事實絕非如此。詩歌的呈現要靠獨立的人文品格和全新的意象形式，而不是轉發文化概念上的口號，或者披上學術外衣做學術工程之類。有人曾這樣認為：“失敗的時代”如果出現“成功”的個案，其本身就是可疑的。

　　如果成功是在清醒地面對失敗這一時代背景所作的一種有益探索，那么，此種“成功的失敗”是值得肯定和欽佩的。須知從實質上看，詩歌遠不是人們常說的那種“失敗的文體”，根本上是無關（超越）勝敗的格局。無關勝敗，這才是一名詩者的真正寫作立場。

　　囿限于體制的詩人們，他們離真正的民間還有多遠？這是一個自問題。那些兩頭下注的人的一大便利之處在于文本風格的高度雷同。真正民間的使命與價值是開一代詩風，而不是喝流行雞湯，要求民間有自覺的文本意識是詩人的責任所在。就現狀看，在林林總總的民間詩群中，具有文本自覺努力的并不是很多，甚至一定程度上看，部分所謂民間猶如浮在一碗清水里的幾滴漂油，顯得孤懸而造作。民間的真正生命力當在于文本的獨立性，而這是迄今最為缺乏的。

　　漢語詩歌更深層次的問題應當是詩歌正義的名相和法度，但現實中，偽民間的表現較之許多廟堂式的亮相要來得遠為復雜和暗啞，充滿著迷宮式的疑惑，以及自相矛盾的詭異，它們的粉墨登場大幅度地增加了讀者辨識的難度。從臨床印象層面上看，這是今天詩壇形態問題的一大癥結所在。那些動輒以“中國詩人”自居的人，是一種“竊國者侯”的思維在作祟，在他們那里，“中國詩人”和“民間詩人”是完全互文的。

　　就詩歌批評來看，那些以全知作為詩評的前置條件、為競技而存在的詩評本文在泛濫，這對于詩歌來說，堪稱災難。全知者充斥詩壇的時代，真正的詩人好像變成了啞巴，因為他們不擅長無恥之道。這樣的時代于我所知甚少，我警惕自己成為一個無知的人。

十七

　　就生存立場看，詩歌發生學的不同，是詩歌作品的“歷時性意義”分歧之所在，實質是社會階級矛盾之焦點所在。超越階級地位、社會出身去看待詩歌，是一種紙上談兵式的美好奢望；一一詩歌除了幫助美學幻想升級，起不到在人類精神世界中發生具有實質意義的提升作用，而作品一旦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當然更不可能會有凈化心靈的效果。

　　很多年來，做詩人要經過作協組織的批準，否則就不是詩人；而作協組織同時有專政的功能，遠一點說（只是地理距離上的“遠”而已，在“文化形態”和詩歌上說卻是一點都不遠），布羅茨基被專政的思想基礎和審判依據正是他作為未被批準（不加入）的詩人身份。在紙質時代，無證詩人不但被看成是“社會的寄生蟲”，而且很有可能是“階級異已分子”。

　　如今互聯網不可阻擋地發展，詩歌多中心的存在，這使得詩歌的生成方式和傳播路徑都打破了長期以特權來壟斷詩歌的局面；不經組織批準也能做詩人，并且是可以做更好的、真正的詩人。這正是當今一些思想僵化的“持證”詩人和紙質詩人所不樂意看到的態勢，準確點說這是一種令他們感到極度憤怒的狀況，因為這破壞、甚至摧毀了他們因壟斷而得來的名聲與利益領地。于是，當下部分有證詩人在冒充民間身份，以兩頭下注的方式妄圖更好地“統吃”。

　　但是，就勢利的一面來說，一定程度上民間要比官方來得更為較真和“摳門”，原因在于體制內的人無衣食之憂，甚至是養尊處優的，而民間的寫作者首先面臨著生存壓迫，對于詩歌和詩壇，他們無法不計較：一一在生存利益、乃至藝術道德的層面上。不排除現實中有些民間詩人企圖通過寫作來改善自己的生存處境，這可能也是一些民間寫詩者的初衷。御用詩人們大多有“坐而論道”的前置性條件，民間詩人因生存條件的不同，則大多被歸于評論界所稱的“左翼文學”范疇。

　　換言之，這里缺乏布羅茨基那樣的詩人之于人類精神領域的意義。如何突破現存的利益格局，是詩人現實中的一個重大問題，這有賴于來自社會的改革，在生存這件事情上，詩人是難以自己改善自己的。事實上，體制內外的不少詩人們在這些年把自己大量的精力，用在關注與自己有關的詩歌生態上，目的是想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因此卻大幅削減了自己的寫作詩歌時間，這是一件令人惋惜和遺憾的事。

十八

　　對于語言的整體性功能作用來說，詩歌只是使用了語言的一部分意義。這就是長期以來時代語言和詩歌意蘊發生悖論之所在：語言歷史性的整體缺陷讓詩歌去承受了，比如新詩（漢語的改造，是以詩歌為具體突破口的）讓胡適這名無志于詩歌的人去承擔了。更有趣的是，胡適的那篇《文學改良芻議》本來就不是為《新青年》雜志寫的，胡適給它的是副本。語言和詩歌的關系有如守夜人之于主人莊園，但詩歌總是會被語言（的使用者）加以各種理由和不同方式在別處利用。

　　漢語詩歌的方向是在對傳統語言融化的基礎格局上，探索其新生的可能空間，而不是對西式語言加以照搬，也不是對傳統漢語持僵化式的固守。語言作為民族歷史命運和生存方式的一種必須呈現，詩人是無法承擔得起改造其結構、意旨，和氣質的使命的，這是一門堪稱宏大的事業。但是事實上詩人是在以個體的方式默然承擔著擦拭語言、豐富和更新語言意旨、拓展語言疆界，和調整語言氣質與氣韻的工作。詩歌對于語言的作用僅在于美學。

　　這是泥沙俱沙的年代，因為語言的亂象，審美的失范，也因為文化冰層的解凍，詩歌在當今魚龍混雜局面的根本原因蓋在于此。如果說，傳統漢語是冬天的大地，那么現代漢語就是受到閃電襲擊的準母親。這閃電就是西方語言對漢語的沖擊，讓傳統漢語懷上了孕。在語言劇烈變革的這個慌張時代，最先感受到痛苦和幸福的恐怕都是詩人。興奮啊，沮喪啊，憂傷啊，浮躁啊，茫然失措啊，各種情緒都有，但就是失去了古漢語那寧靜悠然和安謐空靈的一面，而這恰恰是蘊涵東方詩美的那個部分。

　　這里的深層問題恐怕還有兩個：一是語言的宿命性；二是東西方語境在詩意表現上的天然差異性。以米沃什為例，這些西方詩人對詩歌的思想見解是超一流的，但漢語讀者們通過漢譯本看到的、這些盛名遠揚的大詩人表現在詩行中的意蘊往往不如人意，他們的詩藝有待商榷。許多情況下，讀他們的詩行不如讀他們的隨筆和文論。這是東西方語言特性的差別，還是譯者的原因呢？！

　　彭一田，《獨立作家》專欄作家。1958年生于浙江臺州。少年始習詩，第三屆柔剛詩歌獎主獎得主。

　　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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