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上古歷史嬗遞的一種蠡測 摘 要：在傅斯年“夷夏東西說”認識的基礎上，似可認為東西兩大區域之間的對峙沖突與文明融合主導了中國上古史的進程：西部的黃帝部落擊敗東夷蚩尤集團而成為公認的華夏祖先；此后西部領袖堯、禹與東部的舜之間逐漸形成以聯盟為主，斗爭為輔的政治關系；而太康失國、少康中興等事件反映了東西集團對政治主導權的爭奪；商、周迭興則亦表明東西部族對天下的輪流控制；春秋以來，崛起于西部的秦國與東方六國抗衡，以及秦末以楚國舊勢力為主力的反秦戰爭，均可被視作東西對抗的延續。漢晉以降，伴隨著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其與華夏農耕民族的矛盾沖突，使得上古以來的東西較量逐漸轉變為南北沖突，從而改變了中國政治與軍事的戰略格局。

　　關鍵詞：“夷夏東西說”；中國上古史；東西對抗；戰略格局

　　作者簡介：黃樸民，男，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國兵學史研究。把夢陽，男，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夷夏東西說”的命題及其實質

　　自20世紀20年代安特生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以來，關于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問題，始終是中外學術界爭論的一個焦點。相關的觀點，主要有安特生等人的“西來說”；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蒙文通的上古文化三分說（河洛、海岱、江漢）；徐旭生的華夏、東夷、苗蠻三分說；蘇秉琦的六大區系說；張光直的五大互動圈說以及李學勤、費孝通等人的多元一體說等，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在諸多說法中，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①，無疑是值得繼續關注的，它從東西部族互動中考察中華文明的起源（包括政治格局的變化、民族的沖突與融合、文化價值觀念的交合與互補等），似乎應該成為人們認識與解答古代歷史之謎的重要途徑之一。盡管學術界對傅斯年的基本論點在結論可靠與否上仍有分歧，但“夷夏東西說”作為一種考察古史的基本方法則為學界普遍承認。近年莊春波撰有《華夏東西說》一文，更是通過對華與夏起源于不同地區及兩者文化形態差異等問題的探討，進一步申論了傅斯年的觀點②。而易華撰《夷夏先后說》認為：夷夏不僅有東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別。夷為東亞土著，創造了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夏人西來，傳播了青銅時代游牧文化。漢族的歷史是夷夏結合的歷史，漢人、漢語、漢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結果，韓、日、匈奴或蒙古亦然。夷夏轉換是東亞上古史上的關鍵③。這里，易華將夷夏這個本來的空間性命題轉化為了時間性命題，盡管屬于另辟蹊徑，別開生面，但歸根結底，仍然是傅斯年觀點的引申與變遷。顯而易見，“夷夏東西說”問題，是治中國古史者所無法繞開的一個癥結。

　　我們揣度，一部中國上古史，其實便是東西兩大區域長期對峙沖突并不斷同化融合的文明進程史。早在黃帝時代，“以姬水成”的黃帝族，聯合“以姜水成”的炎帝族，與以今黃河下流、山東大地為基地的東夷集團蚩尤族，便為爭奪中原核心地帶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所謂“涿鹿之戰”就是這場生死斗爭的具體寫照。黃帝族一舉戰勝對手，擒殺蚩尤于冀州之野（今河北一帶），“執蚩尤，殺之于中冀”［1］783。戰后，黃、炎族遂乘勝東進，直抵泰山，在那里舉行了“封泰山”儀式后凱旋西歸。戰爭的結果，代表西部勢力的黃帝族戰勝了代表東夷勢力的蚩尤族，史載“涿鹿之戰”后，“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2］4，黃帝“已勝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歸之”［3］孫子兵法佚義·黃帝伐四帝，這說明征戰使華夏集團據有了廣大中原地區，并且強迫東夷集團與華夏集團結盟，共尊黃帝為首領，從而起到了進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這場戰爭勝利的部族首領黃帝，從此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人們逐步神化。就這個意義而言，此戰決定了中華民族在發軔時期的基本格局，也凸顯出戰爭在當時社會活動中的特殊地位。西方勢力控制中原核心地區，“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2］7，號令天下。然而東夷集團并未消亡，黃帝不得已采取懷柔措施，“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1］784，即在東夷集團中選擇一位名叫少昊清的氏族首長繼續統領九夷部眾，設法使東西方兩大群體結為同盟。

　　二、“禪讓”與“世襲”權力轉移形式變化的歷史謎底

　　這個格局一直沿襲了下來。所謂堯舜禹禪讓，曲折反映出東西兩大地區及集團勢力此消彼長的實質關系。唐堯是西方勢力的代表，無論是始都于唐，還是最后定都于平陽，其地理范圍都屬于西部范圍的今山西一帶。而虞舜則顯然是東方勢力的首領，因為《孟子》書中說得很清楚：“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4］184學界也多認為，舜的出生地姚墟（一說諸馮），從地理位置上看，在今山東一帶④。他們輪流成為這個同盟體的領袖，這就是華（虞舜）與夏（唐堯）東西方融合的標志。當然，這種融合，其實充斥著尖銳的矛盾與激烈的斗爭，或許不像后世儒家們所描述的那樣溫情脈脈、雍容禮讓。真相可能更如《竹書紀年·五帝紀》所言：“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于平陽。”［5］63“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5］65

　　虞舜失勢后，代表西方勢力的禹再次成為同盟的領導中心，史載“禹興于西羌”⑤，這在有關古籍中有諸多記載，如《史記·六國年表序》：“禹興于西羌。”《新語·術事》：“大禹出于西羌。”《鹽鐵論·國病》：“禹出西羌。”焦氏《易林》卷十六：“舜升大禹石夷之野。”《蜀王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于石紐。”《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三國志·秦宓傳》：“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紐。”又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于石紐，其地名刳兒坪。”等等。

　　及夏禹衰老死亡，按東西方輪流坐莊的慣例，本應由代表東方的人物替代大禹來主政。東方勢力首推的人選為皋陶，“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6］131（相傳皋陶生于今山東曲阜，《帝王世系》：“皋陶生于曲阜。”卒于今安徽六安，均屬東部勢力范圍，《左傳·定公四年》有云：曲阜本為“少皞之墟”）。然而皋陶卒于大禹之前⑥，大禹又接受東方勢力新推的人選伯益⑦。伯益，即伯翳、柏翳，生于東部，為嬴秦之祖，《國語·鄭語》載“少昊之后，伯益也”，《史記·秦本紀》：“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2］221此皆是證明。其勢力范圍在今山東日照一帶。但是，大禹死后，西方勢力趁著伯益威望未孚，遂不遵守東西部輪流坐莊這個成規，企圖繼續擁有天下主宰權，遂有禹子啟襲殺伯益事件的發生：“古者禹死，將傳天下于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7］340另說是伯益組織東夷軍隊向夏啟進攻，結果被夏啟鎮壓平定了，這就是古本《竹書紀年》所說的“益干啟位，啟殺之”［5］2。總之，東西同盟終于瓦解，西方與東方又陷入相互沖突的漩渦之中。

　　夏啟結束禪讓制，東方勢力自然不會甘心，于是有夏朝的太康失國事件發生：啟去世后，其子太康即位。他驕奢淫逸，導致啟的五個兒子發動叛亂，爭奪無已，史稱“五子之亂”。東夷系統有窮氏部落的后羿（一稱夷羿）憑借武力從西方群體手中奪取了政權，即所謂的控御仲康、驅逐后相，等等。即利用夏朝的內亂，奪取了夏王朝的統治，史稱“太康失國”。

　　東部勢力奪回政權后，內部矛盾又形成并趨于尖銳，后羿同樣沉溺于田獵游樂之中，“不修民事”，結果又被部屬寒浞所滅。寒浞殺羿自立，但其所代表的仍是東方勢力，他竭力剪除夏的勢力，鞏固自己的地位。太康的侄孫少康逃到有虞，逐漸積聚力量，“有田一成，有眾一旅”［8］1606，最后在伯靡等夏朝遺臣的支持下，消滅了寒浞勢力，恢復了王位和夏朝的統治，史稱“少康中興”。所謂“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2］1766，同樣是依靠武力奪回政權，此即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夷夏斗爭的逸史。

　　三、“東”“西”競逐背景下的夏商西周政治格局演進

　　少康之后，夷夏關系仍然處于既斗爭又融合的狀態之中：從帝杼至胤甲，夏朝共經歷了六代七王。這一時期，夏朝的政治、經濟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國力迅速強盛起來。繼少康而立的帝杼，是夏朝有名的王。在其統治時期，夏朝的武力大概有了發展。《墨子·非儒下》說“杼作甲”，當是一個反映。帝杼還遠征東海之濱，迫使東夷紛紛臣服。由于杼對振興夏朝作出了杰出貢獻，所以后世子孫對他進行隆重祭祀。《國語·魯語上》說：“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帝杼去世之后，后芬曾征于東海，爾后遂有“九夷來御”；后芒時，東狩于海；后泄時，加畎、白、赤、玄、風、陽諸夷以爵命；后發時，“諸夷來賓”。

　　然而，東方勢力的屈服只是暫時的，一旦條件成熟，他們仍要與西方勢力進行角逐，以控制中原核心地帶。這個任務在商族手中得以完成。夏朝自孔甲至桀亡國，共傳四代四王。這一時期，夏王朝統治階級日趨腐朽，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導致夏王朝走向衰落并最后滅亡。孔甲登位后，“好方鬼神，事淫亂”［2］106，結果是“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2］106。到了夏桀統治時期，夏王朝內外矛盾空前尖銳。史載夏桀“指畫殺人”“賦斂無度”，這倒行逆施的行徑，激起人民強烈的忿恨，人們詛咒夏桀“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9］285。在這種情況下，要再指望夏王朝來推進文明進程已不可能。然而，文明的進程乃是不可阻擋的。在黃河下游崛起的、代表東夷勢力的商族，乘機推翻了夏王朝的統治，把古代社會的文明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商是中國黃河下游的一個古老的部落，以鳥為圖騰。《詩經·商頌》有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這顯然與東夷有關系（少皞氏以鳥名官），其根據地亦在東方。相傳其三世先公相土作“東都”，故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說法。契是傳說中的商族的始祖，“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他為商族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業：“十有四世而興于湯。”在商湯建立商王朝之前，商部落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創造了相當可觀的社會文明，勢力逐漸強盛。史籍記載的先商文明演進有“相土作乘馬”，即相土發明用馬來馱運東西和拉車；王亥“服牛遠賈”，即王亥馴牛駕車并開展商業活動。此都為商的崛起，東部勢力取代西部勢力創造了充分的條件。

　　商湯為部落首領時，正值夏桀暴虐無道，夏的統治風雨飄搖之際。商湯憑借先輩創造的雄厚物質條件，積極從事滅夏的事業。他任用仲虺、伊尹等賢臣，通過一系列的軍事行動，先后消滅了夏桀的重要羽翼——葛、韋、顧、昆吾等部落，最后率領由70輛戰車和5000步卒組成的軍隊西進伐桀，經“鳴條之戰”，徹底打敗了夏朝的軍隊，占領了夏都，流放夏桀于南巢（今安徽壽縣東南），在亳地“踐天子之位”，建立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二個國家政權——商王朝。商湯“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4］148，這表明東方勢力再次在東西方角逐中占據優勢地位。

　　《詩經·魯頌》有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等到西方的“小邦周”“鳳鳴岐山”，在甲子朝一舉“殪戎殷”，推翻“大邑商”后，東西方的政治格局又被重新改寫。西方又成了中原的主宰，東方勢力受到嚴重的打擊，西方以“君子”君臨天下，東方之人則成為“野人”，臣服于西方，所謂“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6］109。這里隱約透露出東西方關系互置更換的消息。

　　在這場東西方大角逐過程中，周族對東南吳地的經營是其滅商戰略中的重要步驟之一。史載太伯、仲雍兄弟在王位繼承問題上“以讓季歷”，奔赴吳地（今江蘇南部），其背后的真實動因，當是將勢力插入商人的后方，以實現周邦“翦商”的迂回包抄戰略［10］219。故徐中舒有言：“余疑太伯、仲雍之在吳，即周人經營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開端。”［11］143從這個意義上說，吳地雖地處東方，但在政治上早已立足于西方勢力一邊，屬東方群體中的“另類”。

　　當然，東方勢力對西方勢力“伐紂滅商”的結果無法忍受，總是處心積慮爭取局面的改觀。于是便有接踵而至的“武庚叛亂”“三監之叛”。東夷集團受到這些叛亂的鼓舞，遂紛紛響應，“三監及淮夷叛”［9］504。一時之間，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周公見叛亂嚴重威脅新生政權的生存，遂沉著進行戰略運籌，果斷出兵東征，先后滅武庚，平三監，擊破“九夷”，踐滅薄姑與商奄（系東夷集團中勢力最雄厚的兩大方國）。“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潴其宮。”［12］528周朝終于通過鐵血手段，鎮壓了叛亂，并把周王朝的統治延伸至黃河下游和東部沿海。周公在東征勝利后，又進行了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動，以鞏固新生周王朝的統治秩序。他營建東都，以加強對東部地區的控制，消弭殷商的反抗勢力；更大規模地推行分封制，“封建親戚以蕃屏周”［8］420；制禮作樂，為西周王朝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從而將西方對東方的征服畫上了一個階段性的句號。這種政治格局一直延續到了春秋時期。

　　四、從“東西”到“南北”：古代戰略軸線的重構

　　戰國中后期起，天下走向統一，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從東西勢力嬗變演進的趨勢言，兼具東西部因素的秦國占有天然的優勢。秦起源于東部，史傳嬴姓為伯益之后。《史記·鄭世家》云：“秦，嬴姓，伯翳之后也。”［2］2110《漢書·地理志》稱：“嬴，伯益之后也。”《國語·鄭語》稱：“嬴，伯翳之后也。”鄭樵說：“嬴氏：伯益之后。伯益作朕虞有功，賜姓嬴氏。”可見，嬴姓實具有濃厚的東部基因。但是，嬴姓早已西遷函谷關以西，是在西部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到秦穆公統治時期，秦國更躍為春秋五霸之一，“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2］245。秦國更多地扮演著西部勢力代表的角色。這也恰恰從一個角度印證了司馬遷所言的奧秘：“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2］830

　　從這個意義上講，秦滅亡六國，統一天下，依然是西方勢力壓倒東方勢力的標志性事件。東西之間的矛盾與抗爭，并沒有隨著帝國時代的降臨而真正得以解決，東方勢力的不滿與反抗依然存在。楚國殘余力量作為東方勢力的代表之一，無時無刻不以推翻西部勢力的控制與壓迫為目標，這正是流行于民間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謎底所在。無論是起事于吳中的項梁、項羽叔侄，還是舉義于豐沛一帶的劉邦，從地域范圍考察，他們都屬于東方勢力集團。他們起兵滅秦，在政治上固然是反抗秦之暴政，但是從深層次的文化因素上，則依然可視為華夏大地上東西部沖突與融合的自然延續。這種沖突與融合，一直持續到兩漢，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對華夏農耕民族的生存構成新的重大威脅才告以終結。此后，東西較量遂逐漸讓位于南北沖突，中國政治與軍事的戰略軸心也隨之變東西抗衡為南北角逐。

　　到兩漢魏晉時期，華夏大地上的統一戰爭戰略作戰軸線也發生了重大的轉移。在此時期以前，華夏大地上的統一戰爭，其戰略作戰的軸線一般為東西方向，其具體戰役行動均沿著這一主軸線展開。比如：公元前230年開始的秦統一六國的戰爭，就是從西部發動，首先滅韓、魏，完成了東渡黃河的戰略展開；然后左翼朝東北方向滅趙、燕，右翼則指向東南方的楚國；而最后的進攻方向則是一直向東，指向位于膠東半島的齊國，從而完成統一。公元前206年開始的楚漢戰爭，劉邦集團首先以巴蜀、漢中進入關中地區，一舉擁有形勝之利，然后出函谷關，兵鋒東指，直逼江淮地區的彭城（今江蘇徐州），與楚軍進行東西方向的對峙；同時左翼東渡黃河，攻魏、破趙、剪代，下燕、滅齊，沿東北方向實行戰略出擊；右翼則以秦嶺山脈為依托，沿東南方向出武關，直拊楚軍的左側背；最后與楚軍的決戰則仍然在河南、山東之間的東西軸線上發生。

　　進入魏晉時期以后，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統一戰爭戰略作戰的軸線不再是東西方向，而是變為南北方向，并且大多為自北向南的進攻；作戰地區也不再集中于黃河流域，而是集中于淮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帶。這一變化最初開始于三國時期，當曹操戰勝袁紹等勢力，完成了對北方地區的統一以后，便開始了蕩平劉表勢力，進而橫渡長江發起對南方的征服與統一。于是，面臨生死存亡的孫權與劉備遂相互聯合、攜手合作，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和來自北方的攻擊進行了對峙，即發起了歷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戰”。另外，像稍后的西晉滅吳，苻堅南下攻晉，南方政權的多次北伐，其戰略作戰方向，也都是橫渡長江、自北向南或自南向北的攻擊。直至此時，華夏大地上的戰爭活動的戰略軸心，也就水到渠成地由東西角逐轉化為南北對峙，歷史從此揭開了新的篇章。

　　這種上古史上東西勢力對峙融合的大勢，在圖騰崇拜的孑遺中也有所顯露。蛇為西方勢力，也即夏部落聯盟圖騰，后世遂漸漸地演變為龍的崇拜；鳥為夷（華）族部落的圖騰，少昊的后裔郯子曾向孔子講述過該聯盟的詳細情況：“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商族以“玄鳥”為圖騰，亦屬同一性質，后世遂逐漸地演變為鳳凰的崇拜。龍、鳳并為神物，所謂“龍鳳呈祥”，正是從一個側面，微妙而曲折地體現了華夏廣袤大地上東西部畛域的存在及其最終走向融合的趨勢。

　　注釋

　　①傅斯年“夷夏東西說”的主要內容為：“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為外族所統制。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才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才有獨立的大政治組織。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并無南北之限。歷史憑借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現在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一個道路，似足以證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斗，因爭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見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頁。②莊春波：《華夏東西說》，見《趙儷生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新華文摘》1997年第1期轉載。③易華：《夷夏先后說》，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④參見王震中：《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頁。朱玲玲：《舜為“東夷人”考》，《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⑤大禹巡游東南，“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最后卒于會稽今浙江紹興，這恰恰透露了禹為西部勢力代表的信息。大禹東巡，性質上與后世的秦始皇東巡瑯邪、泰山、碣石、會稽，清代康熙南巡、乾隆數次下江南的情況相類似，乃是顯耀威權，震懾東南的舉措。⑥《史記·夏本紀》載：“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⑦《墨子·尚賢》中說：“禹舉益于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參考文獻

　　［1］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3.

　　［3］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

　　［5］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7］王先慎.韓非子集解［M］.鐘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

　　［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

　　［9］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羅琨，張永山.夏商西周軍事史［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11］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M］//“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12］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文章來源：《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