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從撰寫《論語淺解》，到多次修訂《讀本》，您致力《論語》研究幾十年。人們常說“半部《論語》治天下”，而您認為《論語》主要是教人修身，教人做人。請談談您的理解。

　　錢遜：《論語》是我們了解孔子思想、儒家思想，以至于了解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經典。說起《論語》很多人就會想到“半部《論語》治天下”，說《論語》是講治國平天下道理的，是一種政治學說。我想說的是，這個認識是不準確的，《論語》的核心思想是講做人的道理。

　　有人會問，《大學》不是明明白白說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嗎？是的，孔子身處亂世，不滿于禮崩樂壞的局面，一心想要恢復穩定的社會秩序。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孔子認為，根本的問題在于提高人的素質。《大學》在講齊家治國平天下后，有一句畫龍點睛的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就是說，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以修身為本，都要落到做人上。所以我們看，孔子提出了一整套做人的道理，把一生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教育上，教人如何做人。

　　《論語》的思想代代相傳，它已長久地滲透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教體制、社會習俗、心理習慣中，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生活中的每一個中國人，它是中國人“日用而不知”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心魂”所在。當下，我們更需要通過閱讀《論語》、理解孔子，找到解決當代人生存和心靈問題的鑰匙，而首要的問題就是學做人的道理。

　　“為人之道最核心的兩個問題，一個是義，一個是群”

　　問：《論語》所講關于做人的道理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錢遜：《論語》講做人的道理，內容很豐富，我所理解的為人之道最核心的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義，一個是群。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下面這段話：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憲問》）修己以敬，用一種非常嚴肅認真、非常虔誠的態度來修身，完善自己。安人、安百姓，不僅要修養自己，還要幫助別人，幫助所有百姓也能安好。要讓所有百姓都安好，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以天下為己任”。

　　我想，修己和安人、安百姓，實際上是對人生兩大基本問題的回答。一個是物質生命與精神生命的關系問題，一個是個體與群體的關系問題。孔子在《論語》中說，君子“義以為上”，義，指人的精神生命，就是要把精神追求放在第一位。“修己”就反映了這一要求——要不斷提高自己的精神生命。

　　安人、安百姓回答了個體和群體的關系。人一方面是獨立的個人，同時又是生活在群體中間，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分子。由此，人要把個人放在群體之中，在群體的發展中求自己的發展，實現個體的價值，群己統一，先公后私。義以為上，群己統一，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人生追求。

　　錢遜接受專訪

　　"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追求是民族精神的基礎”

　　問：《論語》所講的為人之道，對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起到了什么作用？

　　錢遜：《論語》所講的為人之道，義以為上，群己統一，這兩項核心價值，集中到一點，就是“以天下為己任”。這里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文天祥就義后，人們在他腰帶上發現一段話：“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圣賢書，所學何事？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幾無愧。”這可以看作他的遺言。被俘后，他拒絕勸降，不放棄人格追求，寧愿殺身成仁。文天祥在歷史上代表著我們的愛國傳統和民族精神，而這些精神、思想的源頭在《論語》中都可以找到。

　　《論語》這些思想不只是培育了這么一批仁人志士，它不但影響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還塑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情感。我們世代傳頌，幾乎家喻戶曉、代表著中華民族精神的一些名言，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等，都體現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

　　民族精神隨時代前進而不斷豐富新的內容，而其思想基礎、核心精神是一貫的，抗震精神、航天精神，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表現和發展。《論語》所倡導的人生價值觀，與社會主義理想信念也有相通之處。一個人如果一心為己，孜孜于名利地位、個人發展，他就絕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甚至不可能有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而以天下為己任，在今天的時代條件下的具體內容，正是要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

　　問：要做好人，成為君子，就要修身。您認為應該從哪些方面提高自身的修養？

　　錢遜：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差別主要來自后天的影響和習染，所以人需要并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修養改變、提高自己。

　　《論語》關于修養的基本態度是“三個己”：為己，由己，求諸己。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所謂為己，是說學習修養都是為了充實、提高、完善自己；為人，就是做給別人看，沽名釣譽，牟取名利。為己是學習修養的最根本的態度。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道德修養全靠自己，不能推諉于他人或外在條件。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在道德思想境界上達到圣人的境界。此所謂由己。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君子凡事首先從自己方面要求，而不怨天尤人。“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怕沒有職位，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無能，沒有能力擔當重任。這就是求諸己的精神。

　　從求諸己還引出一條比較重要的，就是對自己要嚴，對別人要寬，這是中國人講做人的一個重要原則。

　　“三個己”，體現了一個精神：立足于自己。啟發個人的自覺，每個人從自己做起，提高全民的素質，是修身的根本態度和精神。一句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正"是孔子治國思想的核心理念”

　　問：您用一個“正”字概括孔子的治國理念，認為孔子的治國為政之道核心是“政者正也”。請談談您的理解。

　　錢遜：春秋末期，社會動亂，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力量衰落，各諸侯紛紛攻城略地，大小戰爭不斷。諸侯國內，父子兄弟之間篡位奪權的情況層出不窮，禮崩樂壞。孔子的全部思想和活動也都是為了恢復社會秩序的穩定，變天下無道為有道。

　　孔子把為政概括為一個“正”字。這個“正”有兩方面的含義：正人和正名。正人，是要使人走上正道，包括正人和正己。正名先正人，正人先正己。孔子提出了“帥以正”的要求，不只是對百姓進行道德教育，當權者自身也要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正”的另外一個含義是正名。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人人都安于其位，按他的身份做該做的事，享受該享受的權利，恢復原來的禮制秩序。過去人們批判說，這是為了維護等級制度。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個社會要發展，就會要求各部分人能各司其職，各守其道，各取其酬。沒有這一點，會陷入混亂。

　　為達到“正”的目標，孔子主張“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基礎。

　　孔子把政權鞏固的基礎放在百姓的富足和信任上。正常情況下，先要使百姓富足，然后進行教化。即使經濟有困難，也一定要取信于民。失去百姓的信任，盡管還有經濟基礎，政權也會垮臺。

　　如此可見，孔子身處亂世，志在救世。孔子的思想，從救世出發；而救世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要在于正己；正己之途則在自覺修身。這是一種以人為主體的治國思想。全部儒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在于提高每一個人的素質。這里可以看出，“政者正也”回答的是“是什么”的問題，“為政以德”回答的是“怎么做”的問題。“是什么”當然比“怎么做”更根本。

　　孔子強調以德為政，也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忽略法制、刑罰。經過了百家爭鳴，又經歷了幾百年的政治實踐，包括秦國成功、失敗的教訓，形成了中國傳統的一套治國體系，也就是中國特有的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體系。它的特點，就是德、禮、法三者的有機結合。這是古人智慧的結晶，也是實踐經驗的總結。

錢遜接受專訪

　　“增強文化自信，首先要對我們的傳統文化自信”

　　問：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自信，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您認為該如何增強文化自信？

　　錢遜：一個民族，立足于世界的基礎是它的文化。如果一個民族沒有了文化自信，那就失去了方向。近代以來，在尋求民族復興之路的過程中，也出現了鄙薄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潮。中國落后了，是不是因為中國文化不行？對傳統文化采取了批判、否定的態度。直到現在仍有一部分年輕人，對我們的傳統文化存在著很多誤解。

　　我父親的《國史大綱》一開始有一段講到這個問題，很多人現在常常會引用。作為一個國家，國民應該對自己的歷史有所了解，所謂有所了解，應該對自己的歷史有一種溫情和敬意。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使經濟發展了，也不是民族的發展，而是民族的衰亡。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對自己文化的一種自覺、一種信心，認為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什么都要學西方的，你說我們的民族還是自己嗎？還如何談得上民族的發展和復興？

　　增強文化自信，首先要對我們的傳統文化自信。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中，大部分時間是走在人類文明前列的，落后只是近幾百年的事情，這就證明我們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在這一點上要建立自信。同時，要把傳統文化和近代革命精神聯通起來看，近代革命精神離不開傳統的、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我們看到這是中華民族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是一以貫之的，一脈相承的發展。往前走，我們也還是要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基礎上建立我們今天的文化自信。

　　“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不斷升華，不斷更新”

　　問：您如何看待傳統文化與包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間的關系？

　　錢遜：中華民族是有著悠久文化的民族，中華民族所以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間，屹立在東方，就在于中國有著非常悠久的文化，而且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古代文明能夠延續不斷發展下來的民族。當代中國根植于我們悠久的文化土壤之上。

　　經常聽到有人講：用中華傳統文化滋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以為，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說，中華傳統文化的意義不僅在于滋養，還在于它是基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傳承與弘揚傳統文化是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不能離開中華傳統文化這一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我個人認為，我們要以傳承與弘揚傳統文化為基礎來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包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問：對于傳統文化，應該具有怎樣的態度？

　　錢遜：關于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我們的文化立足于什么基礎上繼續往前走的問題。100多年來，對中西文化關系有過頗多爭論，爭論的實質就是我們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是在幾千年傳統文化基礎上往前走，還是要另辟新路？我的答案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不斷升華，不斷更新。

　　文化其實就像一棵大樹，可能會受到災害需要治療，可能營養不足需要施肥，但不可能把這棵樹砍了再換另外一棵樹，它總要在自己的根上發展。臺灣地區阿里山有一棵“三代樹”，第一代樹完全枯死了，在它的根上長出了第二代，后來第二代也枯死了，又長出第三代，不管如何，這棵樹始終在它原有的老根上成長。文化的發展就是這樣一種狀態，是在不斷摒棄中的與時俱進，總是需要在原有根本上，或者說在自己文化基因的基礎上發展。

　　問：如何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您有哪些建議？

　　錢遜：中華文化的復興，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不是復古。它包括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糾正前一時期鄙薄、批判、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錯誤，使中華文化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必須剔除其反映古代等級制社會需要的已經過時的內容，同時要吸取各民族文化中適合現代社會需要的優秀成果，推陳出新，賦予中華傳統文化以新的時代精神，使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經濟全球化的現實相適應，做出更大的貢獻，創造中華文化的新輝煌。而在這個過程中，教育無疑承擔著重要的使命。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是整個文化復興、民族復興大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和環節。

　　今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確立了一些舉措，號召全面行動起來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我的理解重點在實干，扎扎實實地做些實事，把一些具體要求落實到實處，在教師和領導干部中提倡讀中國文化經典。

　　問：今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深刻闡述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內涵，提出一系列新倡議、新舉措。“一帶一路”倡議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哪些特征？

　　錢遜：“一帶一路”的倡議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符合各地區、各民族、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是順天應人的大好事，它體現了中華文化“和”的核心價值和精神。

　　中華文化秉持“和實生物”的宇宙觀，認為宇宙萬物都是不同成分依一定秩序、關系共處組成的共同體。正因為我們認識到世界是這樣的一個世界，所以我們要順應事物本來的要求，以和為貴。

　　“和”的實質是“各得其所”，每一成分和因素都處于其應處的地位，發揮各自的作用，構成總體的“和”。為了達到“各得其所”的目標，必須要有“和而不同”的理念。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認差別，在差別中求和諧。處理各種文化之間的關系，以至于處理經濟的、政治的關系，這都是一個基本原則。

　　中國文化的這種價值觀，貫穿于我們的歷史，形成為一種傳統。古絲綢之路凝聚了先輩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促進了亞歐大陸各國互聯互通，推動了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明代鄭和下西洋，當時那么龐大的船隊，出使各國只是做經濟、貿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沒有占領一寸土地；陸地上我們也通過絲綢之路到達歐洲，所做的也都是文化、經濟等方面的互通往來。歷史上愛好和平的觀念，影響著我們整個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核心理念。

　　一帶一路的倡議正是體現了這樣的觀念和精神。“一帶一路”建設承載著我們對和平安寧，共同發展的期盼，成為拉近國家間關系的紐帶，讓各國人民守望相助，各國互尊互信，共同打造和諧家園，建設和平世界。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中國愿同世界各國分享發展經驗，但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不會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更不會強加于人。

　　“解決腐敗的問題，在于內心修養的提高，要做到"有恥且格"”

　　問：儒家學說蘊含著豐富的廉政思想，這些思想對于當前的反腐敗工作有什么現實意義？

　　錢遜：說到反腐倡廉的問題，就跟前面講的問題有關系了。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行己有恥，就是自我約束，做人做事有所不為。中國人的道德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是真正的自律。從根本上講，解決腐敗的問題，在于內心修養的提高，要做到“有恥且格”。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意思就是，用行政的方法來治理，犯錯誤就重刑來懲罰，他可以不犯罪，但是沒有羞恥心。他不是從自己內心認為這個不該做，而是因為害怕刑罰所以不做。用道德的方法，讓他從內心明白應該怎么做，有羞恥心后，就會自覺、主動地走正道。就像我們今天說的“拍蒼蠅、打老虎”，可以讓他不敢腐，那是治標；完善制度，讓他不能腐；最后要真正做到不想腐，靠什么？靠提高他的自覺，要讓他真正懂得做人的道理。

　　此外，中國人的傳統是把精神生命、精神追求放在個體的物質生命之上。人要有點精神，而不是只追求物質，只求吃好、玩好，這是不可取的。從中國傳統來講，這樣就是“近于禽獸”。真正做一個人，就是要有一定的精神品質，要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現在那些腐敗分子，沒有樹立這么一個基本觀念，把物質追求放在前面、把個人欲望放在最高位置，丟失了做人的底線。

　　也有人懷疑，提高內心修養真的能解決腐敗問題嗎？孟子有一段話，解釋了其中的道理。孟子說：仁勝過不仁，就像水可以滅火一樣，如果用一杯水去滅一車柴草所燃燒的大火，那就滅不了。其實反腐敗的問題也是這樣，“仁”是能解決的，而且最終只有靠“仁”來解決。就是說修身為本，從根本上來講是沒錯的，但是有一個程度的問題。依靠每個人的自覺來解決問題，實現社會的健全穩定的發展，這是理想的狀況。現實中，真正自覺的人是少數。在多數人還不能自覺做到“有恥且格”的情況下，就要依靠法制，一定的強制、刑罰都是不可少的。應該說，修身為本是一種根本理念，它并不排除法制等必要的元素。而從學國學的方面講，就要強調首先最重要的是學做人，啟發人們修身的自覺性。要把兩個方面結合起來，不應對立起來。

　　致力于《論語》研究的君子

　　他30多年如一日讀《論語》，從未間斷，讀出了真實的儒家；他以君子標準要求自己，修己安人，每以天下為己任；他一生以教書育人為本分，三尺講臺，孜孜不倦。

　　他是清華大學教授錢遜。他還有一個更為人所熟知的身份，國學大師錢穆之子。

　　錢遜祖籍無錫，但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蘇州度過的。在蘇州的時候，錢遜接受了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9年，16歲的錢遜高中畢業，他拒絕了父親去香港學習的邀請，考入清華，北上求學，父子一別就是31年。

　　自從考進清華園，錢遜一輩子就沒有出來，先做學生，畢業后留校任教。

　　不可否認，錢遜對《論語》的喜愛和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他父親的影響。

　　錢穆在上世紀60年代著有《論語新解》，錢遜則把自己對《論語》的研究寫成《論語淺解》一書，并不斷修訂完善。通過自己的精心研究，錢遜認為《論語》是教人修身做人的書。他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論語》的思想核心。”在他看來，修身不只為自己，還要使別人也能夠得到安樂，更進一步還要使百姓都能過得好。

　　在錢遜眼中，《論語》是傳統文化的根基，不但影響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還塑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情感。他認為，提高中國人的精神，需要做的有很多，但毫無疑問的是，離不開國學，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近年來，他不遺余力地提倡重讀經典、重讀《論語》。

　　錢遜引用程子談讀《論語》，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他認為讀《論語》要有一個基本的思想，就是“學了要用，要改變自己”。我們今天也應以這樣的態度和標準來讀《論語》。

　　他把對復興優秀傳統文化的重點放在了“學”上，不僅號召別人學，自己也在不斷學習。他說，一般人常以“梅花香自苦寒來”等話來激勵自己苦讀，而《論語》卻開篇就說學的喜悅和樂趣。苦樂之間，反映著不同的為學態度。他說，也許到今天才可以說，我開始懂得了《論語》的第一章，“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全社會學《論語》、學優秀傳統經典的氛圍越來越濃郁了。（代江兵）

　　作者：代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