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安費行簡，在倉圣明智大學中易名孫學濂（仲約），撰說部時署名沃丘仲子，后又恢復原姓名，其人之行藏出處，頗為逶迤神秘，但與王國維在愛儷園中同事數年則無疑義。《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中兩封“闕疑待考”的信俱為費行簡所寫，可以確定。】

《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中華書局2017年10月出版）末尾有兩封寫給王國維的信札，一札署名單字不易識，一札未署名，編者列入“闕疑待考”，但根據所言內容，可以確定二札作者，今特寫出，用為考釋無款及落款難辨手札之一例。

第一札全文如下：

覺昨歸，薪已送，乞蒞校一取。初七公分百分出五辦送席券。沈君函屬之陳生可令其十九日來校一考，自當設法收錄。專上靜翁先生道席，弟濂頓首。

署名只一字，甚為潦草，初不識，惟札中言“蒞校”、“來校”，則王國維時在某校任職。王氏平生任教職者四次，一在南通通州師范學校，一在蘇州江蘇師范學堂，一在上海倉圣明智大學，一在北京清華學校。札首云“覺昨歸”，其人或為倉圣大學校長姬覺彌。再考“初七公分百分出五辦送席券”語，按倉圣大學創辦人哈同夫人羅迦陵生日為七月初七，哈、羅二人每年合并做七夕雙壽，校中教職員屆時均有祝壽之舉，如王國維1916年8月5日（舊歷七月初七）致羅振玉札云“今晨又往哈園拜壽”，1917年8月25日（舊歷七月初十）致羅札云“近來哈園又因做壽大熱鬧”，1918年8月13日（舊歷七月初七）致羅札云“近因哈園生日，又應酬數日”，1922年8月18日（舊歷六月廿六）與長子潛明書云“今年哈園大做壽，出月須連日應酬”，又9月14日（舊歷七月廿三）書云“哈園月初大做壽”。所謂“大做壽”指1922年哈、羅壽數相加之“愛儷梁孟百卅合慶”。札稱“初七公分”，當指校中同人公同分攤資金為園主夫婦賀壽，款項需在支薪中扣除，故寫信人特為告知。綜此數端，此信為倉圣大學負責校務之人所寫。至于寫信時間，倉圣大學教職員通常年份恐只入園拜壽而已，恰逢百卅雙壽，方醵資設壽席為祝，則此札或作于1922年。

“闕疑待考”信札之一

之二

　　1921年考取倉圣大學附中的蔣君章《倉圣明智大學的回憶》一文說：“在名義上，羅迦陵夫人是院長，姬佛陀先生是校長，實際上主持校務的是孫學濂先生。”（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三聯書店2009年）又倉圣明智大學預科辛酉十二月（1923年初）畢業證書上簽署人為：“院主歐思愛哈同，院長哈同羅迦陵氏，校長姬佛陀，教務長孫學濂。”（鄭家慶《珍罕的倉圣明智大學畢業證書》，載《大眾收藏》2012年第4期）再觀第一札之落款，為“濂”字無疑。至此可判定此札作者為孫學濂。

第二札全文如下：

靜翁仁兄先生道席：相別幾六年矣，前歲來京，便思造謁，詢諸莊惕生，謂尊寓織染局，乃數訪不得，嗣接玨生侍講，始知已就清華講席，移居在塾。適遭先君之喪，寢苫讀禮，未及摳衣，苐殷企想。居京兩載，時苦疾病，以所居池館幽寂，便于疴，不復南下。近亦少少購求書畫，宋元名品，力既未逮，且甚難鑒別，唯略具明代諸家而已。久思就教有道，以嬾廢弗克出郊，更益悵望。日來天氣和煦，體亦稍健，亟思登堂請益，乞示以時日居處，俾得奉詣，一申良覯。前在哈園，屬以它故，易名為孫仲約，曩屬惕生奉告，不審已達清聽否。舊日同事諸君，唯欣木、恕皆在園，一山、梅訪、雪澄都已辭去，并以奉聞。嫥頌箸安，鵠候德音。名正肅。正月廿七日。

札中自言“前在哈園，屬以它故，易名為孫仲約”，又云“舊日同事諸君”，則此人為倉圣大學中人。考《申報》1920年5月4日“劉成勛對川局之態度排熊說不確”條云：“茲聞劉師長近曾致電寓滬之孫學濂君，言及川事頗重熊督，足征外傳之說絕非事實。劉電如次：上海孫仲兄鑒……”又同年10月25日“川軍復渝之滬聞”條云：“孫仲約君昨得川軍長劉禹九蒸電云：上海孫仲兄鑒……”可知孫學濂字仲約，為川軍師長劉成勛（字禹九）在滬之代表。據此，第二札與第一札實為同一人所書，察其筆跡，二札相類，上款稱“靜翁”，亦無不同。

札中提及居間傳話之莊惕生即莊肇一，娶哈同、羅迦陵養女為妻，曾任倉圣大學齋務長（據《申報》1922年12月7日“上海倉圣大學校務改良會被迫出校學生駁校長姬覺彌宣言”條），他更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乒乓名宿莊則棟之父。其馀數人，玨生，袁勵準；欣木，高時顯；恕皆，費有容；一山，章梫；梅訪，曹廣楨；雪澄，王秉恩。

孫學濂早在1918年已與哈園有交集，是年廣倉學宭下設之廣倉學文會戊午秋季課卷征文，孫氏投稿，經評閱列史學上等十名之首，獲贈大洋四十元（《申報》1918年11月20日）。1919年上海崇文書局出版《文藝全書》，其中散文、駢文部分為孫學濂所撰，后匯為《文章二論》單行。據《申報》刊載之《文藝全書》廣告，稱“遵義孫學濂”撰。1922年哈、羅百卅合慶時，符璋、章梫共撰《壽序》一首，后列與祝者，以沈曾植領銜，第四為孫學濂，王國維列名在后（姬覺彌輯《戩壽堂百卅合慶壽言》，愛儷園1923年）。到了1932年姬覺彌輯《哈同先生榮哀錄》時，卷末附錄此篇《壽序》，一仍十年前舊文，惟與祝者“孫學濂”已改為“費行簡”。李恩績《愛儷園夢影錄》（三聯書店1984年）言及哈園有一名姓孫的教務長自己說：他原是浙江湖州菱湖人，原姓是費，后來在四川外祖母家里長成，外祖姓孫，他也就姓了孫（146頁）。李恩績在哈園時年紀甚小，孫、費姓名未記全，但姓氏均正確，四川或是貴州遵義，因費氏曾任川軍劉部在滬代表，故牽扯致誤。李恩績又說費氏易名孫氏之故與刺殺宋教仁有關，因無旁證，只能姑且聽之了。

既知孫學濂原名費行簡，費氏在王國維去世后撰有《觀堂先生別傳》（載《追憶王國維》），云：“當歲己未（1919年），予居上海，同教授于英人哈同所立學，靡日不見，見則質證藝文，劇談為樂。若是者幾五年，始別去。”別去之原因，李恩績說是1922年百卅合慶后之學潮。出校后費氏恢復本名，1923年1月9日《申報》“西南代表對粵桂軍事之聯電”條，費行簡即以西南各省駐滬代表名義署名。第二札云“相別幾六年矣”，則此札當寫于1927年2月28日（舊歷正月廿七），連首尾兩年計之方合年數。費行簡后又重入哈園，1931年哈同死后，作挽詩二首，署名“吳興費行簡”（《哈同先生榮哀錄》）。

民國初有沃丘仲子者，撰著《慈禧傳信錄》《近代名人小傳》《當代名人小傳》等書，風行一時。鄭孝胥據葉玉麟言知其人為哈同所開學堂中教習貴州人孫仲約（《鄭孝胥日記》1919年8月3日條，中華書局1993年）；秦瘦鷗翻譯《御香縹緲錄》，在譯者按語中直指《慈禧傳信錄》作者為費行簡（《申報》1935年2月8日），看來當時人皆作如此認識。沃丘仲子《慈禧傳信錄序》自敘早歲得聞閻敬銘、王闿運、宗室戴椿等人之議論，又嘗游黑龍江，辛亥后跧伏岷江。所述宏闊遼遠，不知是生平實錄，還是小說家故作狡獪。費行簡在文獻中最后出現，是1937年為《慈淑太君（羅迦陵）壽言》第二集撰寫序言，署名歸安費行簡。至國初，費氏入上海市文史館為館員，1988年印行的《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名錄》有其小傳云：“費行簡（1872—1954），別名敬仲，四川閬中人，1953年6月入館。曾任上海倉圣大學教務長。”所據當是其入館時所填履歷，疑信參半，難以細究。

第二札末書“名正肅”三字，大約信封上是署真名費行簡，不知此信封仍存國圖否。要之，這位歸安費行簡，在倉圣明智大學中易名孫學濂（仲約），撰說部時署名沃丘仲子，后又恢復原姓名，其人之行藏出處，頗為逶迤神秘，但與王國維在愛儷園中同事數年則無疑義。《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中兩封“闕疑待考”的信俱為費行簡所寫，可以確定。

　　寫于2017年12月16日，舊歷丁酉十月廿九，適為王靜安先生百四十歲誕辰，謹以此文為記念。

附記：文甫草就，復檢《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見莊肇一關于費行簡事致王國維一札在焉，其全文如下：

靜安先生侍教：昨奉手示，拜悉。仲約先生現庽東四牌樓北七條胡同王懷慶住宅，聞更姓費潤生，系代表四川邊防督辦來京出席善后會議。如先生前往會晤，請勿以原姓號訪之也。謹以奉聞，肅敂歲祉。教晚肇一頓首。廿八日。

所謂善后會議，指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后在1924年11月21日通電全國：“現擬組織兩種會議，一曰善后會議，以解決時局糾紛、籌備建設方案為主旨，擬于一個月內集議，其會議簡章另行電達。二曰國民代表會議……”北京政府之《政府公報》第3157期載“四川劉督辦冬電（1925年1月2日）”云：“執政鈞鑒：召集善后會議，職處已派費行簡為全權代表赴會。”劉督辦即劉成勛，時任四川邊防督辦。2月2日費行簡已在北京，曾往東站迎接孫科到來（《申報》2月10日）。莊肇一此信當作于1925年2月20日（舊歷正月廿八），時未出正月，故札尾敬語仍用“歲祉”，與第二札云“前歲來京”，時間亦相合。“潤生”當是費氏更姓后之表字。由此札可知，費氏抵京不久王國維即已知之，而費氏會后并未返滬，滯留北京兩年，其間雙方未及晤面，直至1927年初費行簡乃致書王國維，直接表達拜訪之意，是否得到回復，是否成行，不得而知。三個多月后，王國維自沉昆明湖。

（本文轉載自文匯學人，作者秦蓁，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收錄王國維家書和寄師友信札266通，各家致王國維書札1259通，附錄相關書信18通，共1543通2600多頁，均為原件彩色影印，其中數百通首次公布于世。往還師友計90多人，有羅振玉、沈曾植、繆荃孫、勞乃宣、陳衍、張元濟、張爾田、梁啟超、胡適、顧頡剛、梁漱溟、容庚等諸多名家。

王國維對時政的種種關切，對國家民族之所憂患，對人事進退的好惡，對交游向背的去取，以及師友間學術討論、文字切磋，無不表達于書信。國家圖書館所藏這一批書信，可謂王國維及其師友們學說思想、學術活動的實錄，是一宗內容極其豐富的近代史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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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一函兩冊，包括《王忠愨公遺墨》及《古史新證》兩部分。前者為王國維去世后，日本學人收集手跡所編同人紀念本，昭和三年(1928)珂羅版印刷，非賣品。頂尖漢學家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等人均提供所藏先生手跡，包括手抄詩文和親筆書信等，均以毛筆書寫，字跡優美，極具欣賞價值。此紀念冊未曾公開發行，更從未在國內正式出版，其中許多內容對于《王國維全集》都具備校勘意義。 后者為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國學院講課時之講義，此書在先生學術生涯中意義重大，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即首見于此。市面上有排印本和油印本，但均非先生手跡。且手稿上有先生批改痕跡，可見學術思想歷程，更堪寶貴。此次出版，以國家圖書館藏手稿原件影印。前有唐蘭手書長序。

這兩種遺墨，都有當年趙萬里先生撰寫之提要。此次出版，除將趙氏提要附上，以闡明其重要價值之外，還邀請王國維曾孫、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副研究員王亮撰寫序言，亦見家學傳承，薪火不息。

　　（統籌：陸藜；編輯：參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