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迪特?庫恩（Dieter Kuhn）

節選自《哈佛中國史》第四卷《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

感謝中信出版社授權發布，圖片來自網絡

文學是極少數人獨占的領域，中國人極為尊崇文學，視之為一門藝術。文化都是以文字為基礎的，因此中國人在散文和詩詞中思考、辯論的方式及對事實、理論、事件和情感的描述都反映在其行文風格和辭藻的運用上。在中國歷史上，從很早開始，詩歌就是教育的組成部分，也是社會各階層交流溝通的工具。唐宋時期，詩歌在科舉考試的“背誦材料”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根據邵雍的闡釋：“詩史善記意，詩畫善狀情。……狀情不狀物，記意不記事。”因此，詩抓住了史（表意）和畫（抒情）的精髓。

在宋代，寫詩是為了展現內心的變化過程。詩涵蓋了認知和存在的各個方面，包括危險的政治領域。具有能創作各種優秀詩詞作品的天賦被認為是才智過人的特征。因此對宋代作家來說，內在世界的精要就被匯集在詩詞之中，同時對內在世界的探索又與對外在世界或自然界事物的觀察及理解有很大的關系。

宋代的詩詞發展出各種形式，包括格律詩，其狹義的形式為五言或七言；還有運用中國語言中各種辭藻資源的“詞”。8世紀時的唐代天才詩人李白和杜甫以及其他有影響的詩人為律詩建立起“古典的”標準，這種傳統在其后的數個世紀中在格律詩的各種類型中一直被沿用。批評家嚴羽在1200年前后就注意到：“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

最有名的詩歌類型是西昆體。這種詩體追求用詞華麗、用典以及對仗工整，以顯示作者的博學。這些詩人由于在詩歌創作中不能將儒家倫理傳達到詩中而備受批評。這種詩體雖顯得稍微過時，但在日后的詩歌創作中繼續表現出色。而在宋代文學中，比這個詩派影響更大的是以蘇軾為代表的律詩創作流派。蔡涵墨（Charles Hartman）說：“11世紀宋代的偉大詩人——梅堯臣（1002—1060）、歐陽修（1007— 1072）、蘇軾（1037—1101）和王安石（1021—1086）——是最后一批掌握了整個中國詩歌傳統的詩人。”

上述四人之首的梅堯臣在去世前9年，終于通過了進士考試。和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不同，他對日常事務中的那些簡單的、微不足道的、不經意的甚至是丑陋的東西具有敏銳的觀察力。泥洞中的蚯蚓和蛆蟲、虱子以及其他不引人注目的生物，這些在其他人的詩中幾乎不出現的東西，成為梅堯臣詩詞描寫的對象。他早期那些較為平和的作品比較符合繪畫中的新寫實主義，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詩變得越來越辛辣，越來越針砭時弊，許多詩對社會及社會精英都有所批評。

在《耕牛》中，梅堯臣指出了地主和貧民之間、乏味的勞作和閑散無所事事之間的差異，這首詩中，牛象征了農夫。而在《聚蚊》中蚊子代表了剝削窮人、保護富人的腐敗官吏。太陽一旦落山，蚊子就從墻縫中的藏身處飛出來，漫天飛舞，就像彌漫于空中的薄霧。富人可以用上好的絲網把床包繞起來，使自己免受蚊蟲叮咬，但窮人和受餓者就成了這些吸血蟲飽食的犧牲品了。 梅堯臣的同代人王令，是一位得到過王安石幫助的青年才俊，他也寫了些揭露社會丑惡的詩。其中一首《夢蝗》，所描寫的噩夢般的蟲子告訴他，人才是人性的害蟲。

蘇軾屬于反對王安石改革的政治派別，但兩人都具有幽默感、同情心，并相互敬重。這點我們在蘇軾1084年所寫的《次荊公韻》中可以看出：

騎驢渺渺入荒陂，

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

從公已覺十年遲。

蘇軾所建立的有影響的文學團體“蘇門四學士”，由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組成。他們的政治命運和詩人的職業生涯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蘇軾的政治命運和他作為一位反改革者在政壇上的沉浮。

詞是為樂曲的演唱而創作的，早在唐代就已經出現，在9、10世紀時很受歡迎。詞、曲都是由文人所作，由歌女演唱。在宋代，詞是最流行、最有表現力的詩歌類型。用薩進德（Stuart H. Sargent）的話來說：“詞恰在其形式上表達了情感的體驗……（其）特有的韻律形式讓我們想起各類型樂曲的起源，也讓我們想到這樣的事實：詞曾經是一種很優秀的演唱文學。”

創作出來的詞要適應固有的曲調。為了使文本和曲調能相互作用，能完美地演唱出來，要用嚴格的聲調、格律和押韻格式確定詞的類別。詞的曲調總數超過2300種，這些曲調現在都已失傳，但其曲調名暗示了這些曲調所涵蓋的最初創作者的興趣范圍，從對自然的觀察，如“西江月”和“風入松”，到歌舞之曲，如“破陣子”和“菩薩蠻”，到歌唱情愛的歌曲，如“訴衷情”“采桑子”“永遇樂”。詞吸收了口語語言，并以演唱的形式表現出來。從很早開始，這些白話口語就被記錄下來，后來還印刷出版，擴大了詞的流傳范圍。

有兩種詞是可以明顯區分開來的：一種是較短的小令，最初意思是“命令”，被用于宴飲的游戲中；較長的是慢詞，意思是“加長的”或“慢節奏”。短的那種通常每闋（共兩闋）有三到六行；長的那種大概有短的兩倍長，其詩行的長度變化達到了詞的極限（從兩個字到十個字），同時在格律上允許有更多的不規則。把詞從中文翻譯為西方語言（西方語言沒法表現中文的押韻格式）是沒法把其聲韻傳遞過來的，但許多翻譯作品已經能成功地把詩詞的情感表達出來，把詩詞的氛圍烘托出來，盡可能地讓讀者感受到作品之美。

與律詩相反，詞是由每行字數長短不一的若干行構成。它可以用來描寫心理狀態、當時都市生活的節奏和人們的爭斗、傷心孤獨之情、對愛情的渴望、性愛的感受、對浪漫的向往、自然美景的圖像、離別之情等。詞也可以表達私人的、隱藏著的、模棱兩可的、暗含的信息，并把這些傳達給大眾。詞中復雜的比喻和象征變化多端，這依賴于詩人遣詞造句的天賦。

官員兼詩人歐陽炯（940年在四川編撰了《花間集》，并寫了序）寫到，詞表達了對美和精致的審美沉思，表達了情感的愉悅和喪失。詞并不強調儒家道德理想，詞也不能被解讀為政治寓言。“飛卿”溫庭筠，雖在科舉中沒有考中進士，但在詩詞創作中不墨守成規，成就非常突出。他在《花間集》里具有重要的地位。有一段時間他與著名的詩人、妓女和道姑魚玄機（844—868）私通。直到她被指控殺害了自己的婢女而在京都長安被公開處死后，溫庭筠似乎才不再迷戀她。

▲《花間集》書影

評論家們不認同溫庭筠的詩詞成就和其富于想象的創造力，也特別反對他對床笫之事的描寫，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對當時的詩人和后來的詞人如柳永具有持久的影響力。詩人李清照并不掩飾她對柳永的欽佩之情，但她的評價也有所保留：“變舊聲作新聲……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

南唐以詩詞和繪畫而出名，最有名的詩詞大家是最后一位皇帝李煜，他降于宋朝，978年死于宋朝的軟禁中。他擴展了詞的表現范圍，將其從愛情延伸到了政治和哲學的思考，并很好地利用了白話語 言。在其所寫的《破陣子》里，他在第一闋里描述了曾經的輝煌，在第二闋中描寫了如今的壓抑，并將二者做了對比：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他的另一首詞中的一句“一江春水向東流” ——表達了他對失去故國的懷舊之情——引起了宋朝皇帝的猜疑，最后導致了他被幽禁而死的命運。

政敵們千方百計地依據詩詞作者的觀點來辨析詞的弦外之音，特別是在 11世紀，這時詞已經成為浪漫與愛情的專有領地。由于歐陽修以堅持原則和善寫詩詞而聞名，于是他的反對者們可能就以他的名義偽造了一些詞，詞中的男主人公沉迷女色。歐陽修被控與自己的外甥女張氏有不正當關系，當時張氏與歐陽修一家住在一起，有一首柳永寫歐陽修的詞被當作這樁個人中傷的例證。受害者根本沒有機會來澄清自己的清白。

《小鎮西》（仙呂調）

意中有個人，芳顏二八。天然俏、自來奸黠。最奇絕。是笑時、媚靨深深，百態千嬌，再三偎著，再三香滑。

久離缺。夜來魂夢里，尤花雪。分明似舊家時節。正歡悅。被鄰雞喚起，一場寂寥，無眠向曉，空有半窗殘月。

歐陽修抱怨這首在京城流傳的匿名詞對他是一種中傷，甚至會毀掉他的仕宦前程。盡管描寫浪漫愛情、暗含色欲和迷戀少女（通常是一位職業歌舞藝人或妓女）的詩歌受到嚴厲的批評，甚至遭到禁止，文人們還是無法擺脫對少女美色的迷戀，禁不住撰寫了許多充滿床笫之歡的挑逗性詩詞。帶有情欲主題和隱喻的詩詞在職業歌女中廣為流傳。

▲主持修撰《新唐書》的歐陽修

大多數詞不涉及攻擊性的主題，伴隨著長長的篇幅，它們以舒緩的曲調試圖捕捉精美的風景和氣氛。李清照是宋代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女詩人，她出身于一個思想開明的非傳統的士大夫家庭，少女時代就以才智過人而出名。幾十年后的1133年，我們從兩首詩中了解到，她曾經顯赫的家族已經衰落，她的家人四處離散，淪落于社會底層。當女真人入侵山東時，她和丈夫收藏的十間倉房的古玩和藏書都毀于兵燹。她的丈夫在戰亂中失散，在遭受流離之苦后于1129年去世。

雖然滿懷失望之情，但是李清照還是堅信她的詩詞會流傳后世。為了在詩詞中傾吐自己的苦楚，她利用了隱喻和字詞的重疊，在中國古典詩詞語言中插入了擬聲詞和口語化表述，這使她的詞具有強烈而直率的特點。她也知道要遵守詩詞格律，她的詩詞“產生一種令人期待的境界，這種境界不僅由其詩詞流派所決定，也是由其性別所決定的”。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南宋最杰出的詞人們因愛國、英勇、忠于國家和中國文化而聞名。1161年，時年僅20歲的辛棄疾統領著一支2000多人、遠離了金國領土的農民起義軍，其后他被任命為飛虎軍的指揮官，1181年被迫退入南宋。在整個宋代，辛棄疾算是一位多產的詞人，其同時代人很贊賞他詩詞中體現出來的無拘無束的活力和敏銳。作為一位軍人，在因宋朝北方領土丟失而對女真人進行的抗爭中，他歷盡艱辛。在詩詞中，他反問道：“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西北望長安”，如何“了卻君王天下事”。

他的朋友，哲學家陳亮抱怨女真軍隊蹂躪北方，他問道：“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辛棄疾的另一位朋友劉過（1154—1206）也在詞中疾呼，何時恢復中原故土？他號召大家團結起來馬上開始行動。隨著北宋安逸生活的終結，恢復北方失地的重任就落到愛國的官員和軍官的肩上。

但對故土的忠誠與熱愛并不限于宋代的詩人和官員。元好問和其他金朝知識分子一樣，非常清楚在他們身處的中國分裂時代，金朝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他流傳下來的一部詩集包含了故土的滄桑感及對故土深深的熱愛。他的詩詞表達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金朝最后一位君主自殺、金朝滅亡5年后，元好問寫了一首五言律詩《己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

漸稀頭上發，別換鏡中人。

野史才張本，山堂未買鄰。

不成騎瘦馬，還更入紅塵。

　　當時，他正輾轉流離于各地，開始著手修撰《金史》。他的這部歷史著作最終在100多年后由官方正式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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