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青花瓷器述略

　　撰文／高士國

　　在百花齊放的中國瓷苑中，青花瓷器是一株韻味獨具、曼妙多姿的麗葩。她起源于唐，成熟于元，并在明清兩代不斷結出精彩繽紛的碩果，達到一個又一個高峰。這其中，不同于永宣時的雄勁恢弘、成化時的淡雅秀麗、嘉萬時的濃郁靚艷、雍乾時的精致細膩，明清交替之際的優質青花瓷器以其清新爽朗、生動活潑的風格而獨樹一幟、享有盛譽。

　　明末清初的時間范疇

　　盡管此時期的青花瓷器在今天被人們廣泛喜愛和稱贊，但在100年前，她還默默無聞、甚至幾近無人知曉。是西方學者于20世紀初率先關注到這一長期以來被忽略漠視了的領域，并通過對有確切干支紀年器物的排列、比較、甄別，將一大批美妙絕倫、不輸任何時期的青花精品從萬歷和康熙時期分離出來，進而提出了“the Transitional Period”的稱謂（國內多譯為“轉變期”或“過渡期”）。鑒于這一時期的瓷業成就幾乎均系民窯所為，故中外學者在對其的細化分期中大抵脫不開以下幾個節點：1607年（明萬歷三十五年，劉元震請罷新昌等縣土青不報）、1608年（明萬歷三十六年，景德鎮明代御器廠輟燒）、1620年（明萬歷、泰昌朝結束）、1621年（明天啟朝開始）、1662年（清康熙朝開始）、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奉旨燒造御器）和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徐廷弼等四名官員駐廠督造）。雖然各家關于轉變期起始和結束的年份以及其時間范圍的認定有所出入，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沒有離開“明末清初”這一較大范疇。近年來，隨著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亦有觀點認為轉變期時間的界定應截至明末，更有學者提出以“轉變期”來定位命名這段歷史不夠恰當，而應代之以“17世紀瓷器”的稱謂。筆者無意從學術角度對這一時期的年份始終進行量化，加之眾所周知瓷器風格的演變很難以某一確定時間點來作硬性切分，所以傾向于使用“明末清初”的說法，其范圍無外乎明萬歷后期至清康熙前期這大約70年左右的時間，具體而言包含了萬歷（后期）、泰昌（基本可忽略不計）、天啟、崇禎、順治、康熙（前期）等兩代六朝。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康熙中期民窯青花的風格與前期關聯緊密，一脈相承，因此嚴格意義上講已不屬于“清初”范疇的這段時期也在考察視野之內，故本文名為探討明末清初青花瓷器，實則面向的對象幾乎貫穿了整個17世紀，其外延有所擴大。

　　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

　　17世紀的中國經歷了明亡清繼的改朝換代，總體說來走過了一條由亂而治的軌跡，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復雜深刻的變化。僅就景德鎮瓷業而言，從嘉靖朝開始，官府燒瓷數量驚人，任務繁重，官搭民燒成為常態。至萬歷中后期時，由于國力不振，御器廠生產能力急劇下降，生產規模漸趨萎縮，終至基本停燒，結束了300多年來（15世紀中期的“空白期”除外）官窯的絕對統治地位。官窯燒造的衰落、政府控制的松動直接導致優秀工匠、上好原材料與先進生產工藝流入民間，民窯業籍此得到極大發展，成為明末景德鎮瓷器燒造的主要力量，其中不少生產水平較高的官古戶都承擔起完成御器廠基本停工后宮廷用瓷的燒造任務。擺脫了官窯制瓷嚴格、呆板、單調的圖案化紋飾窠臼，工匠們得以隨心所欲，縱情發揮，無拘無束地從大自然與日常生活中汲取創作營養，使其各自作品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鮮活的表現力。當然，時局動蕩無可避免也會對景德鎮瓷業造成影響，除明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農民起義軍一部曾短暫襲擾饒州外，清初從順治二年（1645年）到七年（1650年），江西大部分地區一直都是清軍與抗清武裝對壘的主要戰場，康熙十三年（1674年）到十六年（1677年），景德鎮又在吳三桂、耿精忠叛軍的洗劫中元氣大傷。幾次兵燹尤以三藩之亂最重，在此期間及其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景德鎮瓷業幾乎癱瘓，雖未至完全停產，但產品數量和質量均下降了很多，陷入階段性的低潮之中。

　　明代中后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流通領域的競爭日趨劇烈，商幫應運而生。由于地利之便，徽幫商人牢牢掌控著景德鎮瓷器的生產貿易，毋庸其他幫派插手。與此同時，版畫印刷業在萬歷年間進入黃金時期，徽派版畫更是后來居上，獨領風騷。這一時期很多青花瓷器上的裝飾內容都借鑒了版畫中的故事題材，既滿足了徽商們的需求，也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等客戶群體的興趣愛好。從外部環境來看，17世紀時，荷蘭已取代葡萄牙成為歐洲最大的對華貿易國，他們向國內進口了難以計數的中國瓷器，并出口到歐洲其他國家，其中很多為特意定燒的帶有郁金花圖案和歐洲流行造型的產品。此外，英國、日本、沙俄、東南亞也是當時輸入中國瓷器的主要地區。特殊的歷史環境造就了明末清初青花瓷器的特殊風格，下面就以年代為序對之進行簡要的梳理介紹。

　　明末清初青花瓷的特殊風格

　　明萬歷后期到天啟時期，這種特殊風格尚在孕育之中。從器型上看，萬歷時依然五花八門，包羅萬象，但總體而言造型特殊復雜的器物逐漸減少。筒瓶是萬歷朝的一個重要創新，不過此時的型制為直口，溜肩，長筒腹，與此后崇禎、順治時期已成熟的代表性器型相比仍處于雛形。外銷瓷中以滿布開光的克拉克瓷為主，器型有盤、碗、瓶、軍持等。至天啟朝，瓷器造型種類更少，主要見有香爐、四方出戟花觚、燭臺、筒瓶及各式盤、碗等。萬歷后期瓷器上的紋飾無論人物還是動植物多簡筆繪就，潦草寫意，富有別樣情趣。天啟時沿襲了這一特點，但布局趨于疏朗，也有一些瓷器上的圖案開始變得細膩寫實。此時的青料主要是產于浙江的土青和產于江西的石子青，大部分發色灰暗，萬歷后期淡描青花非常流行，到天啟時一些呈色較好的青花顏色已經可以分出深淺濃淡的不同。器物底部常見靈芝、蘭草、盤長等花押款和“萬福攸同”、“長命富貴”之類的吉語款，天啟時的兔子花押款極具特色。工藝方面，這段時期的瓷器大多制作粗糙，修胎不整，底足跳刀痕明顯，但也有較為規整的，相對來說天啟朝制品更為精致一些。

　　明天啟 青花五老觀畫圖三足洗

　　寬17.5厘米

　　明崇禎 青花山水高士圖琴爐

　　口徑13厘米

　　經歷了天啟時期的發展演變，至崇禎朝時，明末清初青花瓷器的典型風格已經逐漸確立起來。盡管此時的青花瓷器仍是粗精兼具，但精細制品的數量較之此前顯著增多。崇禎青花取得突出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青料處理工藝技術的革新和成熟，即從原先物理的水選法改為化學的火煅法，石子青經煅燒后鈷含量提高，鐵含量降低，有利于發出亮麗鮮艷的色澤。這一時期，筒瓶、花觚、香爐等繼續制作，但造型發生了一些變化，如筒瓶由直口變為撇口，頸部粗短或粗長皆有，香爐分為缽式和筒式。此外，大量創新器型也紛紛出現，如筆筒、蓮子罐、凈水碗等，其中不少都是佛前供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時局動蕩對人們心理的影響。崇禎青花瓷器的釉面大都白中閃青，個別顏色發灰或呈漿白色。裝飾風格特點鮮明，器物外口沿下部、脛部或肩部飾環帶暗刻紋飾最具代表性，柱狀體器物多繪山石和云將通景紋飾隔開，V字形地皮錦和括號云亦為斷代特征，特別是地皮錦常襯以一小片洇散的青花，別有味道。如前所述，此時期器物上多飾各種戲曲故事和歷史典故的圖案，描繪精湛，生動傳神，且不少都配有隸書題記。和永宣青花在明初開創的輝煌相比，崇禎青花以其卓爾不凡的另類面貌為明代青花畫上了一個毫不遜色的圓滿句號。

　　明崇禎 青花鐘馗捉鬼圖筆筒

　　高20.2厘米

　　順治朝緊承明代，民窯瓷業繼續穩步發展。和崇禎朝相比，順治青花又有著自己的不少特殊之處。此時期器物的口沿多涂有一層醬色釉，即通常所謂的“醬口”，以彌補脫釉之缺陷。暗刻花邊飾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青花描繪的幾何紋飾。釉面不純凈，普遍含有窯灰，反映出戰亂過后瓷器燒制技術有待慢慢恢復。圈足多粘砂現象，但跳刀痕已不多見，筒瓶、筆筒等器底足露胎，可見修坯時留下的同心圓紋路。此時除沿襲明代的筒瓶、花觚、將軍罐、香爐、凈水碗外，較特殊器型還有橄欖瓶和洗口獸耳瓶（因其形似喇嘛教使用的號筒，故又名“號筒尊”），紋飾多見瑞獸、花卉、羅漢以及人物故事，其中以若隱若現的“三現云龍”和配以隸書詩句的洞石秋葉最具代表性，同時單純的山水圖案也開始出現。青料仍為國產浙料，但提純和焙制工藝更加純熟，青花色澤已可看出濃淡薄厚。器物胎體厚重者居多，釉面基本呈卵青色，有的因釉層過厚而使得青花紋飾模糊不清，器物底足多署“大明嘉靖年制”寄托款。順治青花上承崇禎余韻，下啟康熙新貌，具有十分重要的銜接作用。受困于局勢動蕩，此時期的瓷器燒造同樣多采用官搭民燒的方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窯業的迅速恢復，為康熙時的瓷業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三藩之亂對景德鎮造成破壞性影響之前，康熙早期青花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康熙初年的青花較多承繼了明末與順治朝特點，雖然有的發色灰暗含混，器物厚重笨拙，但顯著地朝著鮮明艷麗的方向轉變，風格也由粗獷趨于秀巧。此時山水人物紋飾普遍繪制在器物之上，山石的披麻皴畫法愈加成熟。瓷器造型演變很快，不再流行平底，圈足和雙圈足成為常態。花觚中腹部多向外凸，呈略有變化的圓形。盡管只有短短十余年，且期間還經受了戰爭的洗劫，但景德鎮瓷業已具備了牢固扎實廣泛的生產基礎，因此在局勢平穩后迅速進入到鼎盛時期。

　　清康熙 青花山水人物圖棒槌瓶

　　高43厘米

　　清康熙 青花飲中八仙圖觀音瓶

　　高45厘米

　　“大明萬歷年制”楷書寄托款

　　品質最好、最具代表性的康熙青花基本都是康熙中期的產品，這與此時期御器廠重新開始大規模燒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一般說來，官窯發達時民窯往往受到壓制，處于低潮期，反之亦然，但康熙中期卻難得出現了官民皆精的盛況。當然，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二十七年（1688年）間的官窯瓷器——亦即通常所謂的“臧窯”瓷器多為顏色釉品種，青花仍為民窯所主營生產。棒槌瓶、觀音瓶、方瓶以及由花觚演化而來的鳳尾尊等康熙青花典型器型均在此時出現，并于浙料之外開始使用產自云南、同樣富含氧化鈷、發色明麗純正的珠明料。此時景德鎮工匠對青料呈色技術的掌握已臻爐火純青，燒出的青花顏色被譽為“翠毛藍”或“寶石藍”，僅用一種色料便可形成層次分明的多個色階，將所繪景物的陰陽向背、遠近疏密表現得淋漓盡致，故又有“青花五彩”之美贊。其他主要器型中，大盤的雙圈足逐漸消失，筆筒底部則多有凹臍。康熙帝非常重視弘揚漢文化，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剛剛平定三藩之亂便為“振起文運，闡發經史，以備顧問”而詔舉博學鴻詞科，廣泛吸納漢族知識分子到朝廷中來，此后數十年一以貫之。皇帝的喜好反映在在瓷器上，便是出現了大量裝飾中國傳統文化圖樣的器物，如在筆筒上書寫《前赤壁賦》、《后赤壁賦》、《醉翁亭記》、《圣主得賢臣頌》等長篇詩文詞賦，或是在盤、碗、筆筒、香爐、觀音瓶、方瓶、花觚等各式圓琢器上繪有竹林七賢、飲中八仙、高士雅集以及同崇禎朝一樣各種戲曲小說版畫中的圖案。除了單一青花，青花釉里紅、釉里三彩等青花衍生品種經過康熙初年的恢復或創新，到這時工藝水平也已異常精湛。此外，外銷瓷在康熙時期有了新的發展，器型繁復多樣，除傳統紋飾外，與五彩工藝共同表現的徽章瓷別具特色。

　　明末清初青花瓷的藝術及市場價值

　　明末清初青花瓷器是一個內容深、范圍廣的課題，其藝術風貌多姿多彩，很難用較短的篇幅完全介紹清楚，本文只是從中擇其要者加以粗淺說明，尚有很多方面沒有提及。近年來，隨著相關學術研究力度的不斷加大，人們藝術審美和對歷史文物認知能力的逐漸提高與全面客觀，加之存世數量較為可觀，這一時期特別是崇禎和康熙青花瓷器的價格節節攀升，已然成為瓷器收藏領域中一個新興的熱點板塊，但宏觀看來目前尚未達到充分體現其藝術與歷史價值的高度。如果仔細審視、認真思考一下這些精美瓷器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便不難發現，明末清初青花器的市場空間廣闊，前景一片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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