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之說在香港非常盛行，不相信風水的著名建筑師貝聿銘在設計香港中國銀行大樓時，不得不對自己的設計方案作出調整。現將他在設計香港標志性建筑——中國銀行大樓期間與香港風水師的博弈介紹如下——

　　如果你到香港去旅行，會看到一座閃閃發亮的劍狀建筑拔地而起，那是香港的標志性建筑，是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大樓。設計這座杰作的就是貝聿銘。

　　貝聿銘是在一九八二年的時候接受建設香港中銀大樓的設計專案，其實，此事在一九八O年就開始談了。由于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早在1918年便創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所以中國銀行的兩位代表來到美國邀請貝祖詒回國擔任終身董事。當時身染重病的貝祖詒告訴他們說：“非常感謝各位邀請，如果早幾年，我可能會同意，但是現在不行了。”中國銀行的兩位董事見遇到了拒絕，便對貝祖詒說：“中國銀行想在香港設計一幢大樓，能否請你的兒子貝聿銘來擔任設汁師？”貝祖詒笑了笑說：“這事應由貝聿銘來決定。”

　　是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對貝聿銘來說是一項無法回絕的業務。一九一八年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創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時，貝聿銘那年才一歲。貝聿銘的童年就曾在香港度過，可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對他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所以，當中國銀行的董事向他提出請求的時候，貝聿銘很快就答應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晚期，香港匯豐銀行邀請世界著名建筑師曼.富斯特設計總部大樓，這幢未來主義風格的大樓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也是最昂貴的建筑之一。它使香港成了建筑界中體現先進建筑思想的城市。匯豐銀行在香港的新總部大樓極大地提升了匯豐在香港業界的地位。這個時候，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坐不住了，覺得有必要建一幢大樓超過匯豐銀行的新總部大樓。經過研究，中國銀行決定建一幢比匯豐銀行總部大樓稍微高一些的大樓。此外，中國銀行也打算在大門口放一對獅子，比守護匯豐銀行的那一對外貌更為兇猛。

　　除了比拼實力的原因外，中國銀行請貝聿銘擔任香港分行總部大樓的設計師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經過中英雙方兩國艱難的談判．撒切爾夫人同意一九九七年把香港移交中國政府管理。貝聿銘所設計的新香港分行大樓就必須要象征香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未來前景。這幢建筑必須使匯豐銀行的大樓和其他殖民統治的標志相形見絀，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氣象。此外．它必須讓香港的那些資本家們放心，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香港一定會繼續繁榮昌盛．用貝聿銘的話說，它應該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抱負”。

　　然而，要超越福斯特那座里程碑似的銀行大廈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貝聿銘面臨著三個挑戰：一是資金懸殊：匯豐銀行有十億美元預算作后盾建造大廈。貝聿銘卻沒有這樣優厚的條件，中國銀行只能給他一億三千萬美元的資金。二是地理位置不佳。匯豐那座大廈是建在港灣邊沿，位置顯要，面積大。而中國銀行的地皮位于交通要道中間，面積小．高架公路從而把那里框死，根本無法找到一個體成的出入口。三是風水問題。香港是一個十分迷信的地區。二次大戰時，日軍總部曾占領過中國銀行那塊地皮，許多香港人相信，那些受盡折磨的囚犯依然陰魂不散地在那一帶作怪，那是一塊不吉利的地皮。

　　雖然有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貝聿銘還是發現了那塊地的一個優點：由于所處位置正好在機場飛行航道之外，新建筑不像機場以北的建筑受到高度限制，想建多高就可以建多高。貝聿銘想，要在如此不利的地皮上建造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就必須把大樓造得非常高，建筑有一定高度后才能產生氣勢，才能俯瞰香港的其他建筑，才能把維多利亞港與九龍的景色一覽無余。

　　一九八五年，中國銀行大樓破土動工，以每四天上一層僂的速度拔地而起。根據貝聿銘的設計，它高三百十五米，當時是東南亞最高的建筑。

　　就在大樓一天一天往上躥的時候，他遇到了風水問題。中國的傳統建筑十分講究風水：對于風水。《辭海》的定義是：“風水，也叫堪輿。舊中國的一種迷信。認為住宅基地或墳地周圍的風向水流等形勢，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禍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在中國傳統建筑活動的各個過程中，風水貫穿始終。從選址規劃、建筑單體、園林小品、室內外裝修設汁到施工營造；從皇家宮殿到老百姓的民居；從活人居住的陽宅到死人安息的陵墓陰宅，幾乎無昕不在。建國以后，風水一直作為迷信思想加以批判。改革開放以后，學者們對《辭海》的定義發表了不同的見解，主要傾向是不同意將風水與迷信畫等號。

　　風水之說在香港非常盛行。匯豐銀行在設計過程中，在一位著名的風水先生的建議下，曼．福斯特就把匯豐銀行內部的自動扶梯的位置進行重新調整，并下令用盆景驅散室內橫向加固的不良影響。銀行家們搬入新的總部大樓之前，風水先生聲稱，那一對以早先的銀行經理的名字命名的平臥造型的銅獅子“斯蒂芬”和“斯蒂特”應該在星期天早晨四點鐘時放到人口兩側的警戒位置上。而且，必須把兩頭獅子同時運去，免得它們互相嫉妒。銀行董事們必須在那里隆重歡迎獅子的光臨。銀行家們對此都一一照辦。

　　貝聿銘長期工作生活在西方，是一個不相信風水的人。他曾在媒體面前公開表示不相信風水，但是在風水盛行的香港，迫于周圍壓力，他的態度不得不有所調整。他無奈地對朋友說：“我怎么可能相信風水那些東西?但是盡管如此，風水是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是建筑的一部分，它有些理論還是有道理的，如造房子要依山臨水，大門要朝南。”在為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大廈設計時．貝聿銘曾把一本關于風水的書交給他的一位助手，讓后者根據風水規則評估他設計的圖樣。經過仔細研究后．這位助手向他報告了設計中存在的幾處侵犯風水的地方。貝聿銘對此非常郁悶，他實在是無法理解在香港這樣一個發達的現代化大都市對于風水卻是如此的迷信，而這種迷信又如此深刻地影響到他的建筑設計。

　　貝聿銘后來說：“香港的華人是你能找到的最迷信的人。在那里，風水是一種大生意。那里的風水先生好比美國的律師：他們無處不在，你不去征求他們的意見就寸步難行。我知道我會遇到麻煩，但我不知道會出現什么樣的麻煩，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解決這些麻煩。”

　　由于中國共產黨是堅持無神論的，所以中國銀行是不會在公開場合容忍風水說法的客戶。中國銀行的高層官員本身也并不相信風水，但是他們擔心，這是在香港蓋樓，一旦大樓風水不好，就會嚴重打擊當地儲戶和房客租賃的積極性，銀行大樓的運營前途就會受到影響。此前已經有好幾筆香港房地產交易都是因為辦公舊址風水不好弄得半途而廢。出于這個考慮，在技術圖紙的設計過程中，中國銀行給貝聿銘發來電報，對圖紙上眾多加了框的巨型“×”表示關注。在中國，“×”意味著遭殃和錯誤，起因是古代已判罪的犯人脖子上戴著牌子，上面都打著一個大大的“×”形符號。他們婉轉地建議貝聿銘慎重考慮那些“×”形框架。對此，貝聿銘解釋說，“×”是工程設計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所以設計成這樣的力形結構，就是要讓它們能撐得起這整座大樓。

　　鑒于中國銀行的擔憂，貝聿銘不得不將原以浮顯在墻外的“×”形結構隱藏起來，并且還十分精明地把露在外面的“×”形部分裝飾成一系列交叉的寶石——這種吉利的形象使中國銀行的官員們十分贊賞。同時，他把塔樓比作雨后春筍——中國傳統中再生和希望的象征。

　　為了使中銀大樓受到香港市民的喜歡，貝聿銘也借鑒了一些風水學中的做法，比如他原想利用陡峭的地勢，從大樓的一端引入噴泉水，再讓水從另一端噴出。但根據風水的原則，這樣做意味著失財。于是，貝聿銘決定在龐大的地基兩側設置兩座傾斜式噴泉，形成回流，這樣就可以在風水上由出財轉為納財。

　　經過十六個月的奮戰，主體結構在1988年8月完成。8月8日，大樓舉行封頂慶典儀式。這次典禮的時間也是風水師精心選擇的，因為“8”和表示發財的“發”字諧音。所以許多香港居民認為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是二十世紀最吉利的日子。

　　然而，即使貝聿銘對風水傳統如此讓步也未能消除大樓鄰居們的頑固看法。他們認為貝聿銘設計的這座塔樓會給他們帶來惡運。風水先生把他們的觀點告訴新聞界，說貝聿銘可以充滿詩意地把大樓比喻成充滿希望的春筍，但在他們眼里，大樓卻是一柄寒光四射的三角形尖刀，它會損壞陰陽之間微妙的平衡，放出地府的惡鬼。香港著名風水先生宋蘇昆說：“如果有一個屋角是指向你的，那么它就像指向你的一把刀。那會導致疾病或經濟損失。”于是，神經緊張的鄰居們在窗戶和陽臺外面紛紛都掛上一面鏡子，目的是把塔樓中產生的惡運邪氣再給反射回去。

　　一次．貝聿銘從巴黎回香港，在飛機上遇到了港督衛弈信夫婦。港督對他說：“你建的那幢中國銀行高樓，尖角正好對著我的港督府啊。”貝聿銘聽罷呵呵一笑，說：“港督不要相信這些東西，那都是迷信啊。”港督正色說：“我不管這是不是迷信，我還是聽了風水師的建議，在尖角與港督府中心點的連線上種了兩棵柳樹。他們說這個可以以柔克剛，可以抵消銳利的東西。”貝聿銘聞聽連聲說：“那就好。”不過，幾年后港督種的那兩棵柳樹死了，風水師說這是中銀大廈的尖角太厲害了。

　　香港中銀大樓建起來之后，隨著人們注意力的轉移，香港居民逐漸接受了它的存在。人們不再考慮中銀大樓對周圍風水產生的影響。人們開始用審視的目光，好好地欣賞這幢大樓，無不為它的宏偉、奇特而贊美。現在，香港中銀大樓已經作為香港的標志性建筑矗立在這顆東方明珠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