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的牛津大學畢業證書頒發于1937年10月29日。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他并沒有像其他學生那樣接著走下面一步，即申請學位。因此，從理論上說，錢鍾書在牛津并沒有被授予任何學位。

　　中國學生進入牛津大學學習是19世紀末的事情，而且人數不多。牛津大學的學生總是隸屬于某個學院，但也有非學院制可供選擇：1868年，牛津大學成立了“非學院制學生事務委員會”（Delegacy of Non-Collegiate Students），為學生提供無需繳納學院制學生應交費用的大學教育。早期留學牛津的一些中國學生之所以選擇非學院制，要么是因為他們沒能進入某個學院，要么是因為他們覺得非學院制更省錢。那時吸引中國學生的學院主要有六所，分別是基督教會學院、耶穌學院、新學院、林肯學院、埃克塞特學院和莫頓學院。埃克塞特學院于1910年迎來了第一位中國學生，這位名叫Leung Luen Chiu的中國學生生于廣州，從小在英國接受教育，是香港富商梁仁甫的長子。我們幾經努力，都沒能找到這位中國學生的中文原名，只知道他名字中的前兩個字為“梁鑾”，Chiu中文為何，待考。我們從那一年埃克塞特學院的新生入學照上，可以看到這位穿著齊整的中國學生相當自信地站在后排的位置上，右邊半個肩膀為同學所擋。這位梁姓學生似乎并未參加學校的畢業考試，但后來到倫敦當了一名合格的律師。

　　本文介紹的對象，其家庭背景不如梁姓學生那么富裕，但極有文學教養。這名青年攜夫人于1935年秋來到了埃克塞特學院。這名青年就是錢鍾書，他之所以能到牛津留學，首先得益于1909年設立的庚子賠款獎學金。

　　梁姓學生（后排右起第二人）進入牛津大學時的注冊照

　　§庚子賠款與英國文學牛津留學生

　　1933年，英國政府庚子賠款管理委員會南京董事會開始了一項資助中國學生前往英國留學的計劃，為期三年。該獎學金為每一位受益者提供的具體資助額為：服裝費20英鎊，往返英國的交通費80英鎊，每月學雜費及生活補貼24英鎊。這在當時是相當優裕的條件了，可以確保每一位留英學生三年中無憂無慮地生活、學習。

　　留英學生的選拔考試始于1933年夏。那時強調理工科方面的緊缺人才的培養，而派往英國留學的學生，大都去了倫敦大學。與此同時，庚款獎學金的設立，也有促進中英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每屆考試都設有英國文學方向的留學名額。競爭異常激烈，參加考試者雖然都是各路英豪，但第一年186名候選人中，最終勝出的只有9名。其中19名參加了英國文學科目的考試，只有一人獲得了這份難得的獎學金，這位幸運者名叫李祁，是一位才女。事實上，首屆被錄取的9個人中，只有李祁去了牛津，其余8人，除了學醫的林兆耆去了利物浦大學之外，其他如王葆仁、石聲漢、吳大任、錢清廉等都進了倫敦大學，在那里開始了他們各自理工科專業的學習。

　　第一批9名留學生1933年10月間到達英國，入學程序都是他們到達后開始的。李祁被安排在牛津大學攻讀學位，可是她到的時候，英國各大學已經開始了秋季學期的教學。設在倫敦的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想方設法為李祁在牛津大學女子學院學生社團（Society of Oxford Home Students，即如今的圣安學院）謀得一席，最終于1933年10月28日接受了李祁。李祁于10月31日注冊入學。由于她入學遲，所以直到1934年3月9日才正式進入英文系。她以一篇題為《作為自然詩人的雪萊與李白之比較》（“A Comparison of Shelly and Li Poas Poets of Nature”）的論文，于1936年12月12日獲得文學學士學位。

　　第二屆即1934年的考試在南京舉行，至少有289名候選人參加了考試。英國文學科目考試中得分最高者，也是本屆所有候選人中得分最高者，是后來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俞大絪女士，總分100分，她得了81.65分。俞大絪因此獲得了1934年唯一一個前往英國攻讀英國文學的獎學金名額。俞大絪出國前已經結婚，丈夫是后來著名的化學家、中科院院士曾昭掄教授。俞大絪來到牛津，11月6日注冊進入牛津女子學院學生社團，1935年3月15日被英文系正式錄取。她撰寫的論文題為《查爾斯?衛斯理及其詩歌》（“Charles Wesley and His Poetry”）。1936年10月30日，俞大絪完成了所有學業，之后又通過了論文答辯，于1937年6月24日被授予文學碩士學位。

　　§錢鍾書參加1935年留英考試

　　1934年10月，董事會決定將第三年的留學生人數增加至25名。考試科目總數14門。董事會指定國內50名知名學者就這14門科目進行命題和閱卷，其中就包括：周其動、樓光來（負責英文、歐洲文學、英國詩歌、英國戲劇和英國小說）、段錫朋（負責國民黨黨義）、梅思平（負責國民黨理論）、傅斯年（負責國文與中國歷史）和伍叔儻（同時負責國文）。本次考試由“一般科目試卷”（General Paper）和“專門科目試卷”（Special Paper）兩部分組成；一般科目包括國民黨黨義、國文和英文，專門科目包括歐洲文學史、英國詩歌、英國戲劇和英國小說。第一部分占35%，第二部分占60%，其中一般科目又分國文和英文兩部分，分值為15%和20%。剩下5%的分值給了“相關出版物”。

　　考試于4月初在南京中央大學和國立北京大學同時舉行，共有262名學生參加了考試，其中11名中途退考。參加英國文學科目考試的考生共17名，其中之一即錢鍾書。我們沒有找到錢鍾書每一門具體科目的考分記錄，只知道他于4月1—3日參加了體育考試，4日參加了一般科目考試，5—6日參加了專門科目考試。考試結果，錢鍾書獲得了令所有人震驚的87.95的高分，這是三年來所有候選考生參加的所有考試中最高的分數。

　　§錢鍾書進入牛津

　　庚款管理委員會董事會通過其成員之一，歐內斯特?理查德?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與位于倫敦的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建立了合作關系。休斯即著名漢學家修中誠，曾在中國內地做傳教士，其間結識了包括陳寅恪先生在內的諸多中國學界名流，時任牛津大學中國宗教與哲學高級講師（Reader）。1933年，董事會主席、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朱家驊寫信給當時正在倫敦的休斯，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先生若能采取步驟，逐步推動董事會與大學中國委員會之間的和諧與合作，鄙人將不勝感激。”結果是，董事會授權倫敦的中國委員會幫助所有獲得獎學金的中國學生進入各英國大學并給與指導。負責所有有關事務的關鍵人物，是大學中國委員會的主任兼學生顧問H.T.西爾科克（H.T.Silcock）先生。

　　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成立于1926年，5月18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次年冬天，委員會首任主席，劍橋大學基督學院院長亞瑟?希普利爵士（Sir Arthur Shipley）對委員會的成因有如此描述：“經友好人士社團（Society of Friends）倡議，去年夏天成立了一個小規模委員會，旨在促進中英之間更加緊密的文化關系。”委員會最初的工作，主要是組織中國的一些著名學者用英語開設講座，同時也為中國留學生的課程學習提供建議，或是為他們提供獲得實際經驗的便利，作為其學習工程學或類似課程的輔助。1930年秋，中英政府決定從1901年的庚子賠款中撥出20萬英鎊，作為對委員會工作的資助，從而改變了委員會的性質。1932年2月29日，委員會“皇家憲章”獲得批準。

　　有關錢鍾書進入埃克塞特學院和英文系的文件沒有留存下來，但另兩位學生的檔案卻留存至今，它們的主人分別是錢鍾書前、后一年進入牛津的俞大絪女士和來自福建的賴寶勤小姐。這些檔案文件顯示，西爾科克先生在幫助獲得獎學金的這些中國學生進入牛津各學院學習這件事上，曾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從俞大絪和賴寶勤的檔案中，我們大致可以猜測到西爾科克在幫助錢鍾書進入牛津過程中所做的具體工作：西爾科克會給當時埃克塞特學院的院長羅伯特?雷納夫?馬瑞特（Robert Ranulph Marett）寫一封申請信，要求讓錢鍾書以見習生（probationer student）的身份進入牛津，攻讀英國文學方向的學士學位。他會在信中跟院長解釋說，錢鍾書是庚款獎學金獲得者；他也會簡要說明獎學金獲得者的選拔標準，即，一個初級學位（學士學位），以及至少兩年的研究、教學或實踐經驗。接著他會按照慣例，強調幫助這些學生充分利用在英國的三年時間，盡可能多學習一些東西，并安排其中的一部分進入牛津學習的重要性。西爾科克會告訴院長錢鍾書的出色表現，說他如何以最高分獲得了那一年英國文學方向唯一的一份獎學金。他還會提示錢鍾書的推薦人是誰。除此之外，西爾科克還會附上錢鍾書的簡歷，其中包括錢鍾書上過的大學、畢業時間、所得學位、榮譽、畢業后從事的工作、中英文出版物等信息。委員會為西爾科克提供了一輛辦公用車，他就用這車送學生到牛津接受面試，也用它辦理相關事務。

　　錢鍾書夫人楊絳先生多年后曾激動地回憶起當年赴牛津的漫漫長途。“一九三五年七月，鍾書不足二十五歲，我二十四歲略欠幾天，”楊絳寫道，“我們結了婚同到英國牛津求學。我們離家遠出，不復在父母庇蔭之下，都有點戰戰兢兢；但有兩人作伴，可相依為命。”

　　錢鍾書和同時獲得庚款獎學金的朱延豐，是清華大學最早被牛津錄取的兩名畢業生。牛津大學章程規定，候選學生“必須在其他大學獲得過學位，其學位及大學必須為牛津大學理事會周會（Hebdomadal Council）所承認者”。但是，當時的清華大學尚在未被牛津承認之列。因此，馬瑞特院長只得尋求大學教務部的幫助，請他們促成理事會周會頒布一個決定，準許錢鍾書以高年級學生（Senior Student）的身份進入牛津；俞大絪前一年曾為其滬江大學畢業生的身份而尋求過同樣的幫助，理事會周會于1934年10月22日批準了她的請求。由于這一奇怪的程序上的要求，錢鍾書直至1935年11月1日才被接納進英文系。他于11月5日正式登記注冊，從此穿上了牛津那種另類的，身后拖著兩根長長飄帶的黑色學袍。

　　錢鍾書在牛津大學穿的黑色學袍。楊絳先生回憶說，其實就是一件身后拖著兩條長飄帶的“黑布背心”。

　　錢鍾書在牛津大學注冊登記表上填寫的個人信息，從上到下依次為：入學日期、所在學院、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畢業院校、父親姓名、父親職業、父親現住址或現供職單位、家中排行。

　　§錢鍾書和他的學位學習

　　每一名以見習生身份被錄取的學生，英文系學術委員會都要將其置于畢業于牛津的一位導師的監管之下。校方給錢鍾書指定的導師名叫赫伯特?弗朗西斯?布雷特?布雷特-史密斯 （Herbert Francis Brett Brett-Smith）。布雷特-史密斯當時51歲，是牛津訓練出來的一位學監（don），在奧里爾學院（Oriel College）任研究員。布雷特-史密斯1907年從基督圣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獲得初級學位，1920—1928年在著名的Shakespeare Head Press擔任文學編輯，1924—1927年擔任英文講師，1927—1939擔任英國文學高級講師，1939年任戈爾德史密斯教席高級英文講師，直至1947年，獲得教授職位之后，即成了戈爾德史密斯教席英國文學教授。布雷特-史密斯1947年退休，1951年逝世。

　　布雷特-史密斯是當時英國兩位大作家的朋友，他們分別是《指環王》的作者約翰?托爾金 （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和C.S.劉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其中托爾金也曾是埃克塞特學院的學生。布雷特-史密斯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和有成就的編輯，在錢鍾書來到他身邊之前，已經出版了多部著作。他尤其對19世紀英國詩人、小說家托馬斯?洛夫?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和17世紀一位不太有名的劇作家喬治?埃瑟里奇（George Etheredge）感興趣。

　　那時的錢鍾書夫婦跟導師和同學相處融洽，過著愉快而充實的留學生活。多年以后，楊絳先生回憶起牛津導師和同學對他們這兩名中國學生的熱情好客：“學期中，師長總在他們家里請吃午后茶，同學在學院的宿舍里請。”楊絳寫道，“他們教鍾書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壺溫過，每人用滿滿一茶匙茶葉：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給茶壺一滿匙……”在英國人看來，教來自世界上第一個種植茶葉的國家的學生如何沏茶，一定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這對年輕夫婦還跟埃克塞特學院的其他學生交上了朋友。那時的牛津主要招本科生，研究生是稀罕物。錢鍾書夫婦在遠離市中心的地方租房住下。就在他們離開牛津前往法國的那一年，錢鍾書曾深情地寫信給來自南非的唐納德?鄧肯?斯圖亞特（Donald Duncan Stuart）。和錢鍾書一樣，斯圖亞特也是來牛津埃克塞特學院攻讀文學學士學位的，而且是同一年登記入學。從附在文末的錢鍾書致斯圖亞特的信來看，他那流暢、地道的英文已經卓爾不群。錢鍾書在信中表達了他對斯圖亞特謀職時種種憂慮的同情，還傳遞了他們出生不久的寶貝女兒錢媛的信息。兩位中國學生和南非學生之間的感情令人印象深刻。

　　作為一名攻讀學士學位的學生，錢鍾書被要求參加或聆聽他的導師所推薦的所有課程。沒有記錄顯示布雷特-史密斯先生所推薦的科目，所以錢鍾書究竟聽了哪些課程，我們不得而知。盡管如此，三個學期之后，按照學校的規定，錢鍾書提出了申請，請求準予他可以申請學位的正式學生（full student）資格，并批準他的論文題目《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錢鍾書一直堅持這一論文計劃，不過最終保存在牛津大學圖書館總館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即錢鍾書戲稱為“飽蠹樓”的論文版本題目是《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錢鍾書同時還遞交了一份簡單的開題報告，其中介紹了他準備用來處理論文的方法。1936年12月4日，英文系學術委員會一致通過了錢鍾書的正式學生資格。

　　牛津大學章程規定，學生在不早于第二學期，不遲于第二學期之后的第八個學期的任何時間內，如果論文得以通過，即可申請結業證書，表明自己在研究過程中所做的工作已達到要求的標準，有資格申請學位。錢鍾書大約在1937年5月前后開始了這一行動。他的導師證明，他已完成了要求他所做的研究。錢鍾書準備了兩份論文，將它們分別裝進兩個袋子送到英文系，由系里發往待指定的兩名審稿人審閱。這兩名審閱人分別是基布爾學院（Keble College）的英文導師倫納德?賴斯-奧克斯利（Leonard Rice-Oxley），和林肯學院的中國宗教與哲學高級講師休斯（修中誠）。錢鍾書的論文于1937年6月22日送到了他倆手上。其中的一份于7月15日返還給了他，這證明他的答辯大約是在這個時間完成的。論文審閱者的報告于秋季學期開始時交給了系學術委員會，他們證明，體現在論文和答辯中的申請者所做的研究工作，已經達到足夠的水準，答辯人有資格申請學位。英文系學術委員會在收到審閱人的報告之后，向錢鍾書頒發了以下證書：

　　茲證明，埃克塞特學院學生錢鍾書，遵守大學章程，在系學術委員會監督之下，業已完成專門科目之學習與研究，其所完成學業，有其論文及考試可資證明，成績合格，可申請文學學士學位。

　　主席__秘書__

　　錢鍾書的畢業證書頒發于1937年10月29日。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他并沒有像其他學生那樣接著走下面一步，即申請學位。因此，從理論上說，錢鍾書在牛津并沒有被授予任何學位。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保存的錢鍾書的論文《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下方圓形印章中顯示的數字“5.3.54”，是指錢鍾書論文投館日期為1954年3月5日。按：牛津大學本科畢業生論文交學校圖書館總館存檔的規定始于1953年秋季學期，此前并無此要求。

　　當年埃克塞特學院負責學生工作的副院長使用的記事卡片上有關錢鍾書的點滴信息，其中包括錢鍾書的姓名、畢業院校、父親職業、自身身份等。下方兩行字記錄了錢鍾書的一點趣聞：“迷人。讀他的姓作Tiens，以免跟狗的發音相混淆（按：錢的韋氏拼法Chi’en和法文中狗這個單詞Chien，除中間多一撇之外，幾乎完全一樣。）從公共汽車上跌落，磕了一顆牙，自稱是‘和牛津土地的第一次擁抱’，等等。”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也有類似的回憶文字：“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個門牙。他是一人出門的，下公共汽車未及站穩，車就開了。他臉朝地摔了一大跤。”

　　§錢鍾書申請牛津大學史博定中國哲學與宗教講師教席

　　1935年10月31日，家住牛津的慈善家史博定（H.N.Spalding）夫婦致信牛津大學副校長，信中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常識看來再明顯不過，像東方文明這樣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在西方最有成效的研究，應當由東西方人士合作進行。”此信的直接結果是，牛津大學批準了夫婦倆在牛津設立一個以史博定名字命名的、為期三年的、試驗性質的中國哲學與宗教講師教席。夫婦倆希望，這一教席能像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促進了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乃至整個中國學界之間的關系一樣，可以促進中國學者與牛津學者之間更加密切的合作關系。

　　牛津大學于1936年公布了這一教席，公告指出，這個為期三年的職位，只對中國出生、母語為中文并在中國接受教育的學者開放。獲得這一職位的講師的任務之一，是將有關中國哲學與宗教的重要著作合作翻譯成英文。學校指定了一個遴選委員會，成員包括牛津大學副校長、中國駐英大使、中國宗教與哲學高級講師史博定，以及由東方學系學術委員會指定的另一名人員。遴選活動于1937年春舉行。

　　史博定講師教席公布的時候，錢鍾書還是一名學生。他對這一席位表現出了興趣，有證據表明，他在截止日期之前提出過申請。雖然他的申請檔案沒有留存下來，但我們從此教席最終獲得者的檔案中可以獲知一些細節，這位幸運者就是本科及研究生均就讀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王維誠。王維誠于1936年11月1日遞交了對這一職位的申請，那時他是清華大學的一名助教。他的申請得到了當時中國三位著名學者的支持，他們分別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與哲學所的傅斯年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哲學教授馮友蘭，以及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湯用彤。

　　因為錢鍾書在清華讀書時曾經是馮友蘭的學生，所以他也請馮先生寫了推薦信。值得注意的是，馮友蘭在同一封推薦信中同時推薦了錢鍾書和王維誠。推薦信全文如下：

　　國立清華大學

　　1936年11月14日

　　親愛的先生們：

　　我榮幸地向你們推薦兩位史博定中國哲學與宗教講師教席的學者，王維誠先生和錢鍾書先生。王先生畢業于國立北京大學，并繼續在同一學校研究生院攻讀了研究生。他被任命為本校清華大學助教，于1935-1936學年擔任佛教一門課程的教學。他即將赴德國，故今秋已辭去清華教職。他的研究能力十分出色，他在中國哲學、宗教、佛教、道教方面的知識在年輕一輩學者中都是一流的。錢先生畢業于本校清華大學，目前正在牛津大學留學。他是我們最優秀的畢業生之一，在中國哲學、文學、藝術方面具有令人驚訝的廣博的知識，宗教方面或者稍弱一些。他對英文的掌握非常出色，這一點牛津人或者已經有所了解。在我看來，若論中國哲學與宗教方面的知識，王先生似乎比錢先生條件更好一些；若論對英文的掌握程度，則錢先生比王先生更合格。具體選擇何人，則悉聽各位根據牛津的政策作出決定。王先生和錢先生的個人品格均令人贊賞。附帶說一句，王先生還是休斯先生的一位好友。

　　休斯即修中誠，是南京庚款管理委員會董事會的成員，又是牛津大學宗教與哲學高級講師，因此是史博定講師教席遴選委員會的當然委員。從馮友蘭的推薦信中我們得知，休斯顯然對王維誠及其學問了解頗深。馮在信末提一下休斯，貌似輕描淡寫，實則頗具份量。面對王維誠這名既有“關系”，又有中國宗教這一特殊強項的對手，錢鍾書的申請自然希望渺渺。1937年4月27日，牛津大學宣布，史博定中國哲學與宗教講師教席遴選委員會將此教席授予王維誠，任期三年。對錢鍾書而言，這一結果或者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1937年8月底，這位中國未來的大學問家挈婦將雛，坐船前往法國，開始了對歐洲文化更進一步的深入學習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