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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三心二意的時代，留給專注的機會不多了。比起眼前人，我們似乎更關心能用設備聯絡到的人。

　　你上一次潛心閱讀一本書、一篇長文，或者任何超過一兩頁的內容——其間完全不看手機或瀏覽器，也不開電視當背景音——是什么時候？

　　如今的這個世界，技術的充裕既是恩賜，也是詛咒。一方面，我們隨時隨地都能訪問信息、聯絡他人；另一方面，我們周遭的環境日漸科技化，豐富繚亂，提供多種多樣的感官刺激，時刻分散著我們的注意力。

　　這一切都始于圖形用戶界面的誕生，在此之前的操作界面是二維的文本環境，像打字機一樣逐行操作，而圖形界面用圖標表示一個程序，或是一項操作。這很快就發展成全方位的多感官世界，將我們的視覺、聽覺、觸覺、動覺一網打盡。

　　如今，我們看的是高清模擬3D視頻，聽的是能以假亂真的高保真音頻。我們的設備可以實現各種震撼效果，徹底俘獲了我們的注意力。很自然地，我們開始為不同聯系人設置不同的響鈴和震動模式，以便于區分。

　　拉里·D.羅森（Larry D. Rosen）是加州州立大學多明格斯山分校的心理學榮譽教授，他一聽到自己的iPhone傳來鋼琴前奏，就知道來電者是自己的未婚妻或是四個孩子之一，沒響兩下就會接起來。

　　用心理學家B.F.斯金納（B.F. Skinner）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正向增強，而且是固定比率增強（Fixed ratio schedule），因為這幾個人幾乎永遠與積極體驗相聯系。另一方面，他的聯系人名單中，有幾個人的鈴聲被設置成了“鬧鈴”，這種聲音所引發的就是完全相反的直覺反應，他會伸手去按忽略來電的按鍵。

　　技術仍在想方設法地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因為這樣能“吸引眼球”，而按照市場營銷領域的共識，眼球就代表了真金白銀。拿起iPhone，你看到的是紅底白字的小圈圈，告訴你有4封未讀郵件、10條Facebook通知和無數提醒正等著你，你簡直茫然無措，不知道先點哪個好。iPad和筆記本電腦也是一樣，小數字顯示著未讀消息條數，閃爍的圖標提醒你備份計算機文件，如此種種。

　　1

我們失去了“靜下來想一想”的能力

　　大腦的多任務處理不是說兩項任務同時處理，而是在兩項任務間迅速切換。媒體多任務處理出現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學校、辦公室和休閑時光——也不局限于學生。

　　最近，一項研究跟蹤調查了一組青年人和一組中老年人，讓他們佩戴生物特征識別腰帶，配備眼鏡攝像頭，觀察他們如何度過300小時的休閑時光。結果發現，青年人每小時切換任務27次，即每兩分鐘一次；但年長者不見得有多專注：他們每小時切換任務17次，即每三到四分鐘切換一次。

　　微軟前高管琳達·斯通（Linda Stone）給這種頻繁的任務切換取了名字：“持續的注意力不集中”。人人都會這樣頻繁切換任務，而切換越是頻繁，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就越不理想。

　　除非把計算機、智能手機和其他設備一并監控起來，否則很難確知任務切換的真實情況。不過，有幾項研究使用不同的研究工具，試圖全方位檢測現實中的任務切換情況。

　　例如，在最近一項研究中，羅森的實驗室觀察了一群學生在他們平日學習的地方學習15分鐘的情況，其中包括初中、高中和大學生。令人震驚的是，即便被告知所學內容十分重要，學生們的專注時間也無法超過三至五分鐘。該研究復制了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格洛莉亞·馬克（Gloria Mark）及其同事的研究，馬克等人觀察發現，IT工作者也一樣容易被頻繁打斷。

　　拉里·羅森表示，絕大部分年輕人每15分鐘或不到就看一次手機。

　　還有的研究要求人們自己做一份詳細記錄，記下每天使用媒體與科技產品的情況。其中，一項針對3048名13-65歲荷蘭人的研究發現，平均而言，人們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進行多任務處理，其中青少年每天花31%的時間進行多任務處理，盡管大家的任務組合各不相同。

　　13-16歲青少年喜歡在聽音樂、上網、訪問社交媒體或觀看視頻之間任意組合；青年人（25-29歲）傾向于電子郵件、看電視、訪問網頁，年長者（50-65歲）喜歡相對傳統的媒體活動，比如電子郵件、廣播、電視和訪問網頁。還有的研究印證并拓展了上述結果。比如羅森實驗室的研究就顯示，當被問及各類任務組合起來的難度時，年輕人們報告稱，大部分任務都很好組合，而年長者則認為，只有自己熟練的任務才能輕易組合起來。

　　這種對組合任務的強烈偏好還有一個發人深思之處：我們似乎喪失了“單任務處理”的能力。環顧餐館中的食客，放眼城市街道上的行人，或是觀察電影院、劇院門前的隊伍，到處都是忙碌點按的手指。我們似乎對“空閑”失去了興趣，也失去了“空閑”的能力。

　　比起眼前人，我們似乎更關心能用設備聯絡到的人。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們似乎失去了靜下心來想想的能力。

　　2

分心成為常態，而專心變成奢侈品

　　近十年來，羅森的實驗室都在研究這一現象，他們發現，人們查看設備的頻率正呈不斷上升趨勢。絕大部分年輕人每15分鐘或不到就查看一次手機；四分之三的年輕人在睡覺時，會將手機放在伸手可及之處，且開啟鈴聲或震動，以免錯過夜間的消息提示。大學生平均每人擁有七部高科技設備，年長者也不差到哪去。

　　閱讀變成了蜻蜓點水式的一掃而過。寫作變成了表達思緒的只言片語。還寫什么信？發個短信或郵件不是更簡單？微博剛面世那會兒，我們還常搖著頭說：用“區區”140個字表述自己的想法，這怎么可能？如今，發微博已成家常便飯，也很契合我們頻繁切換的生活方式。

　　你上一次潛心閱讀一本書、一篇長文，或者任何超過一兩頁的內容——其間完全不看手機或瀏覽器，也不開電視當背景音——是什么時候？

　　眼球追蹤研究顯示，我們在閱讀網頁或其他屏幕文本時，采用的是一種特殊的方式。面對書籍，我們采用逐字、逐行的閱讀方式；而面對屏幕文本，我們的閱讀模式則呈“F”型，即看看頁面頂端和左側，然后一眼掃過中間段落，而不是一行接著一行，讀完整個頁面。再加上超鏈接、廣告、多媒體視頻、滾動條，以及網頁上各種吸引眼球的東西……人們每次只能專注幾分鐘也就不足為怪了。

　　我們缺乏耐心，這一點是肯定的：觀察一群人的行為就知道了。不論做什么、和誰在一起，人們三五分鐘就要看一次手機。馬薩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收集了2300萬網絡視頻觀看量的服務器數據，證明了這種耐心的缺乏：數據顯示，視頻緩沖時間超過兩秒，人們就會開始放棄；之后每過超過一秒，就有6%的人點向其他內容。

　　依照這些數據，視頻只要延遲播放10秒，就足以讓近三分之二的觀眾流失，尋找其他信息來源。這些量化數據是在觀看者不知情的情況下收集的，進一步佐證了先前的調研和實驗數據中浮現出來的“四秒法則”，即網頁加載時間超過4秒，一般網購者就會離開這個頁面。

　　最新研究甚至認為，換成“兩秒法則”，乃至“400毫秒法則”（半秒都不到），也許更準確一些。這說明我們都缺乏耐心，若需求得不到即刻滿足，我們就容易將注意力轉向別處。

　　對那些工作中離不開科技產品，并被科技產品使用者所圍繞的人而言，干擾已成為常態。同事們會在我們的辦公桌前駐足聊天，或通過各種通信方式，嘗試與我們交流，包括最常用的辦公工具：電子郵件。這些都在不停地打斷我們。

　　朱迪·瓦杰曼（Judy Wajcman）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學教授，她的一項研究就凸顯了這一現象。該研究選擇了澳大利亞的一家電信公司，跟蹤觀察了該公司18名員工的一天。瓦杰曼之所以選擇這家公司，是因為該公司旨在通過開放式辦公和其他消遣來促進員工間互動，包括辦公室四壁的好幾臺大屏幕電視。

　　研究發現，員工真正的“工作片段”加起來，其實只有半個工作日，其中涵蓋所有與工作相關的活動。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工作片段大多只持續十分鐘或不到，平均起來只有三分鐘。更耐人尋味的是，近三分之二的中斷都是員工自發的，大多是用技術設備與人交流。

　　一天之中，員工要在不同的工作活動間切換約86次，其中，自我打斷就占了65次，多數是在沒有聽到提示或通知時的例行“查看”。即便沒聽到“您有新郵件”的提示音，大家也要去看一眼郵箱，順便查看其他通信工具和信息來源。

　　無論是因為收到外部提示或通知，還是受到內部不可見流程的指引，在辦公環境中，郵件和其他通信方式似乎是主要干擾源。一項現場調查對企業員工進行了為期兩周的跟蹤，最后發現，員工平均每小時被電子郵件打斷4.28次，被即時消息打斷3.21次。

　　這些東西對員工們的吸引力著實強大——41%的人會即刻回復郵件，而71%的人會立刻回復即時消息。員工平均花10分鐘處理這些新消息，但處理完后再過10至15分鐘，他們的注意力才能回到原先的任務上來，其間通常要訪問其他多個應用。

　　研究集團ClearContext調查了250名企業員工，并且發現，超過一半的人每天花兩小時以上閱讀并回復電子郵件。英國拉夫堡大學的一項研究則發現，他們的研究對象不到兩分鐘就能處理一封郵件，但平均要花68秒才能回過神來，繼續之前的任務——這占到了閱讀并回復郵件所需時間的一半以上。該研究還發現，對于新收到的電子郵件消息，人們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樣，已經形成條件反射，平均只需1分44秒，就會將其打開。

　　令人震驚的是，70%的提醒會在6秒內得到處理，大約相當于電話鈴聲響三次的時間。然而，另有一項研究發現，盡管三分之一的人自稱每15分鐘檢查一次郵件，但實際上，他們每五分鐘就會檢查一次，哪怕沒有任何新消息提示。

　　我們不斷地自我打斷，而且竟沒有意識到，我們會如此頻繁地停下手頭的主要任務——在這項實驗中，就是員工的工作——將注意力轉移到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

　　很多研究都考察了教學領域——包括課堂內外——的技術使用情況，及其對專注力的影響。如今，每個大學生平均擁有七部高科技設備，多數學生在課堂上攜帶三部——智能手機、筆記本、平板電腦。這些設備本身就很容易被用來當作多任務處理工具。

　　而大學生安裝的智能手機應用中，平均只有五分之一是“工作效率”應用。在課堂上，這些設備隨時能成為干擾源，不少研究都佐證了這一點。例如，一項研究發現，在課堂上，九成學生會將筆記本用于和學習無關的用途。另有研究發現，91%的學生報告稱，自己會在課堂上發短信。

　　還有的研究考察了課堂之外的學習中，學生對科技產品的使用情況。墨爾本大學教授特里·賈德（Terry Judd）監控了計算機實驗室中1229名學生3300個學習時段的計算機日志。

　　他發現，任務平均持續時間僅為2.3分鐘；多任務處理隨處可見；在這些學習時段，只有不到10%不曾切換到非學習任務，即查收郵件、發送短信、翻閱社交媒體等。

　　在一項實驗室研究中，弗吉尼亞聯邦大學的研究人員找來一批大學生，讓他們連續學習三小時；與此同時，研究者使用攝像機和眼球追蹤裝置，觀察學生們的舉動。該研究發現，平均而言，學生們聽音樂的時間在1小時以上，中斷35次，每次持續六秒或以上，三小時內分心時長為26分鐘。

　　最大的分心來源是手機，三小時內共計查看九次。其他干擾源主要是上網查看與所學材料無關的信息，以及查收電子郵件。

　　另一項針對學生學習活動的報告發現，學生頻繁切換任務其實是為了滿足情感需求，而非認知或智識需求。他們通常是從功課切換到娛樂或社交。研究作者稱：“這十分堪憂，因為學生會覺得，他們需要在做作業時打開電視機，或不斷地查看信息或電腦。這對他們沒有好處，但情感獎勵卻使這種行為不斷持續。”

　　針對“科技對行為的影響”這一課題，最常成為研究對象的當屬學生群體，因為這個群體能接觸到的技術更多，而且他們是第一批在技術環境的浸淫下長大的，而且，他們可能受干擾的情況也越來越多。

　　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劃出區區15分鐘時間，要求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學生學習某個重要的東西。通過觀察，研究人員發現，不論年齡大小，學生每次的專注時間都很短暫，不過三到五分鐘，之后就會自我打斷，切換到另一件事。

　　在這15分鐘內，真正被用于學習的時間只有9分鐘。干擾來源主要有兩個：社交媒體和短信。這兩者提供的信息似乎重要得多——雖然被明確告知要專心，且指定的學習內容十分重要，但學生們還是會分心，將注意力轉向了社交媒體和短信。

　　3

如何戒斷科技上癮？

　　要緩解這種打斷對生活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們有兩種方式可選：改變大腦，或是改變行為。要指出的是，兩種方法并不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并舉的效果可能最為顯著。

　　在改變大腦這一點上，全球各地的實驗室和企業正在從事大范圍的開發與研究，旨在探究如何強化大腦功能，改善認知控制，由此削減干擾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具體方法包括傳統教育、冥想、認知訓練、電腦游戲、接觸大自然、藥物、身體鍛煉、神經反饋以及腦部刺激。

　　有意思的是，其中很多都是用現代技術駕馭神經可塑性，誘發腦部改變。我們即將迎來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技術加劇了我們的分心傾向，而我們又用技術來提供補救措施。在重干擾環境在所難免的情況下，我們可做的是優化自身，削弱分心與干擾造成的損害。

　　改變習慣似乎很難，但有史以來，在意識到特定行為的危害之后，我們曾不止一次地做出決定，開始調整自身與環境互動的方式。比如在吸煙有害健康的證據變得不可辯駁以前，醫生會在廣告中推薦特定品牌的香煙。但隨著我們日漸認識到吸煙、陽光暴曬等行為的危害，我們也有機會做出更加明智的決定。

　　翻譯：雁行

　　來源：nautil.us

　　轉載至 造就（ID：xingshu100），感恩作者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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