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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18”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整個中國東北地區，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9日，在日本軍隊的攛掇下，末代皇帝溥儀，從天津秘密潛逃至東北，在長春成立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在日本14年的統治中，日本軍國主義在軍事侵略的同時，開始了更為瘋狂的經濟掠奪。他們通過極力推行殖民地的經濟統治政策，壟斷東北經濟、掠奪東北資源，把東北特別是遼寧變成了他們擴大侵略戰爭的戰略物資供應地。還把東北的教育作為其對東北人民思想文化統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視為其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統治東北的重要手段。

　　九一八事變時占領撫順縣公署的日本憲兵

　　在偽滿洲國時期，普通民眾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日軍不僅在物質上對中國的百姓進行限制和盤剝，還在精神上對民眾進行奴化教育，不管是日常生活中還是在學校里接受的教育，全部充斥著日本的殖民地思想文化統治。

　　一、吃大米成了“經濟犯”

　　故事一：警察突然變“胡子”，吃肉都成了經濟犯

　　講述人：王樹峰，1909年出生于河北昌黎，后遷居沈陽，見證了九一八事變，事變時在燒鍋（燒酒）作坊里做雜工?，F居沈陽，已年過百歲。1925年，16歲的王樹峰從河北昌黎來到沈陽，在一家距離沈陽城30公里的燒鍋作坊里做雜工。在上個世紀初期，燒鍋作坊是大戶人家，有錢、有院，甚至還有自己的槍炮、炮臺和炮手，因為當時的東北胡子（強盜）比較猖獗。

　　1931年9月18日晚上，22歲的王樹峰跟幾個伙計一起在院子里收拾。突然，從東邊傳來一聲巨響，王樹峰被嚇了一跳，剛剛還昏昏欲睡的大腦一下子就清醒了。這是怎么回事？伙計們湊到一起激動地談論著，每個人心里都沒底。后來“風聲”傳了進來，是日本人打進來了！已經打到北大營了！那一夜，王樹峰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第二天天亮后，當地的警察進了村。他們拿著槍搶劫雜貨鋪。村子里的秩序頓時亂了。這還了得，這不成了“胡子”了嗎？村民們十分害怕，都跑到相對安全的燒鍋作坊大院里。作坊馬上組織炮手到炮臺上守著。

　　王樹峰還記得，從那之后，大家的日子就越來越不好過。日本人占領了沈陽，也漸漸統治了整個東北。在每個地方、每個機構里，都會有一個日本人做頭子，剩下的中國人要聽從命令辦事。老百姓每天只能吃粗糧，吃大米、吃肉都成了“經濟犯”。在這種情況下，王樹峰所在的燒鍋作坊維持不下去了。他后來在一家洋蠟鋪子找了一份雜活，開始了漫長且煎熬的亡國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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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二：我的妹妹被活活餓死了

　　講述人：柳春，偽滿時期在大連讀書，摘錄其在2002年《縱橫》雜志的文章《我在偽滿時期的學生生活》。

　　日本學校學生中午飯必須帶大米飯。當時的大連, 大米是專門配給日本人吃的, 換句話說中國人是沒有資格吃大米的,只能吃苞米和高粱米。在日本學校念書的學生, 能得到學校專門配給的每人每月15斤大米做帶飯盒用。如果發現普通中國市民偷吃大米飯,就要被冠以“ 經濟犯” 的罪名, 逮捕入獄。學校里還有一條規矩使人不能忍受,那就是每個星期都要吃一頓“日之丸” 御飯, 這一天只許帶一盒米飯不許帶菜, 而且必須在飯正中間放一顆酸紅梅,一盒飯白白的,正中一個紅梅, 就像一面日本國旗一樣。目的是叫你吃了這一頓飯不忘日本天皇, 不忘所謂的“ 大和精神” 。飯前要靜坐,低頭祈禱, 保佑天皇, 保佑日本皇軍打勝仗。可是我們班里的中國同學卻都在心中罵日本人, 偷偷詛咒“ 小日本快完蛋吧”。

　　那年我的小妹妹剛剛出生，因當時配給的糧食不夠, 營養不良，母親奶水很少（那時連苞米飯、高粱米也都吃不上了，只能吃雜糧和鼓子）。暑假時,母親叫我回旅順老家一趟, 從鄉下搞一點苞米面和高粱米回來。我高興地答應下來，心想就憑我這身日本學校的水手服,帶點兒苞米面和高粱米一定不成問題, 怎么說也能混過來?？蓻]想到小日本查得真嚴,我從旅順回來到大連火車站出站臺時，還是被車站的乘警給搜了出來。（當時奶奶和嬸嬸把苞米面和高粱米縫在一個長筒袋子里纏在我的腰上,藏在裙子里。) 我一心想把這點糧食要回來, 就哀求他們說是因小妹妹沒有奶吃，而不是“ 走私犯” , 也不是“ 經濟犯” ,希望他們能照顧一下, 我不是做買賣的。他們不但沒還給我, 還打了我兩個耳光。好心的中國乘客都嚇得在后面拉我的衣服說快走吧,不然叫他們抓走可不得了。我只好哭著跑回家。從那以后, 每個星期在學校里吃“日之丸” 時我都舍不得吃完, 總要留一點回去給弟妹們吃,我的小妹妹最終因為奶水不夠而夭折了。從那時起我更恨日本人了。雖然當時我也穿的是日本制服, 也有那么一點點特殊待遇,但還是要受欺壓的。

　　故事三：滿腹辛酸的老人們

　　講述故事摘錄于吉林日報，2010年采訪東北當地老人紀錄。

　　今年90歲的高振斌，12歲以前在山東農村放豬，之后隨挑筐背簍的家人逃荒，落腳在長春東安屯油坊。17歲時日本人占領了長春，高振斌就讀的德惠南街小學，完全變為奴化教育。日本教員把舊名為新京的長春說成是國都，把偽滿說是小孩子的國家，并編成順口溜讓孩子背誦。同時把學日語定為主要課程，還進行政治教育。張昭申是高振斌班上的同學，對日本人的文化教育很憎恨，結果被管紀律的老師拿竹教鞭一頓暴打。有的同學家在農村，家里要上交公糧。交不上的，日本人培養的地頭蛇就到他家打罵，弄得那位同學及家人吃不上、穿不上。過年過節，改善生活時，就靠種點小麥磨點面，鄉上的保甲長、警長一旦發現，又罰又打，任何時候都不讓吃大米白面。逢年過節磨面時，則要選在夜深人靜的后半夜。年年冬天穿不上棉衣，高振斌上學要經過亂死崗子，經?？匆姵圆簧巷垱]法活的人，餓死后被扔在那。高振斌因為家里生活艱難，最后到油場掙錢謀生，當事務員掙點錢，買個糧，他在名為同和的油坊干了一年，最后與叔叔養雞謀生。在當時生活，整天提心吊膽，天天防著日本人抓勞工，高振斌的父親、叔叔都被抓去修炮壘，都出過勞工。抗日勝利后，高振斌到鐵路部門工作，生活才有了起色。

　　91歲的徐福住在九臺市沿河街，他說日本在九臺駐軍地點叫西大營，?？吹酱驑尩娜毡拒娙?，老百姓很怕，每天看著日本軍人、日本軍旗，這種恐懼一直延續整整14年。九臺的老百姓發現，裝糧的車站異常繁華，路上的鐵輪車的咯啦聲一直響到1945年。這其間，徐福嘗遍被奴役的滋味。日本人整死的中國人不計其數。老百姓連走路都犯法，低頭走就是思想犯。說話也犯法，說話莫談國事，否則就是國事犯。吃大米白面就是經濟犯。為了生存，徐福到長春打工，給日本人干活，就職在滿探公司的松亭洋服店，給日本科長以上的人做活，地點在偽滿中央銀行附近。店鋪掌柜是日本人，他挨過打，遭過搶，每天都過得戰戰兢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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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坍塌的撫順城墻（1938年）

　　梅河口市解放街有個遠近聞名的老壽星，他就是108歲的高壽老人李士庭。說起往事，老人滿腹辛酸。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寧河縣小豐屯，20歲左右時逃荒到關外，先后到蘇家屯等地，最后落腳到海龍縣山城鎮，學了剃頭手藝（理發），靠理發維持生活。日本兵侵占東北后實在太兇惡了，搶糧，燒虐，抓丁，牽個大狼狗滿街遛，看誰不順眼，就放狼狗咬人，咬得渾身是血，快斷氣了才罷手。有時把我抓去兵營給他們剃頭，一個錢不給，一不小心碰疼了就挨一頓大嘴巴。中國人不準吃大米、白面、高粱米、豬肉、粉條，只能吃發了霉的苞米面。

　　二、由內到外的奴化教育

　　故事一：我既是奴化教育的受害者，后來又成為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

　　講述人：張鵬云，曾用名張瑩，男，漢族，1926年11月3日出生。遼寧省莊河市明山鎮大營村人。離休前為遼寧省莊河市一中教師。日本占領時期就讀于莊河國民高等學校、安東師道學校。日本占領時期曾在莊河縣大鄭村國民優級學校任教。

　　1934年，偽康德元年3月，我9歲，入小營初小，跟父親讀書。學校是四個年級的一個復式班，在小營屯西崗上，五間房，西頭兩間是村政府占用，東頭三間是學校。課程有國語、算術、修身、圖畫、手工、唱歌、體育。這時，中國原有的教學內容和教材全被廢除，代之以日偽的課程設置和教材、教學思想和方法。國語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滿不可分”、“滿洲國是王道樂土”、“虔心誠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滿洲國皇帝陛下”等等內容，竭力貫徹殖民主義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推行奴化教育，使我們這些孩子不知自己是中國人，而只是“滿洲人”。

　　我小學畢業后，父親為了讓我學習有所成就，在1938年2月，帶我到距家45公里處的青堆鎮高小讀書。課程有“國語(日語)”、“國語(滿語)”(漢語)、算術、修身、國史、圖畫、唱歌、體育。每天早晨舉行朝會，唱日本國歌和“滿洲國歌”，向日本天皇和偽滿洲國的皇宮遙拜。星期一早禮，校長宣讀《即位詔書》，其余五天由校長訓話，內容是“日滿親善”、“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等等。課間操做所謂的“建國體操”。再也不像在初小時那樣松散了。 日語、“滿語”課內容中，有一些是日本進行殖民侵略的軍人的傳記故事，如豐臣秀吉、乃木希典大將、廣瀨武夫，有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或者炫耀日本勝利的“日本海戰”等等，從小學起就用這些材料貫徹“日滿一德一心”的殖民奴化教育，從而達到親善日本的目的。“國史”課從滿族先人肅慎、靺鞨、契丹的遼、女真的金、努爾哈赤的后金、皇太極的清講到“滿洲國”的建立，一方面只講滿族和東北少數民族史不講中原王朝興衰更迭，以此泯滅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另一方面把東北從中國歷史中割裂出來，向我們灌輸“東北向來就是滿族等各族獨立行使統治權的地區”，如遼、金、后金乃至大清和今天的“滿洲國”。侵略者明目張膽地篡改歷史，目的就是教育我們這些娃娃，你是“滿洲人”，你要感謝日本對“滿洲國”建立做出的“無私”貢獻，從而做日本殖民者馴服的“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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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強迫學生學日語

　　日語課和日語教育在課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語每周7課時，比“滿語”多兩課時，日本教師擔任日語課還擔任物理、化學、數學等課，全用日語講解，日語成了教學用語。學生入學就被告知，畢業時日語達不到三等翻譯水平，就不能畢業。這就是日本統治者實行的日語“檢定制度”。學生升學、就業都要看日語的等級，日語不及格根本不行。侵略者更毒辣的是在“滿語”、理化、專業課課本中，對外國人名、地名、技術專有名詞等都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在報紙雜志書籍中，也經常夾進這種拼音文字，造成中文面目全非。在語言中出現不少漢語和日語混雜的“協和語”，破壞了中國漢語的純潔性。

　　與日語并重的是“國民道德”課。內容全是馴服奴化學生的“中堅國民”“學生本分”“報恩感謝”(指對日本侵略者)，美化傀儡政權的“皇帝即位”(指溥儀登基)，“天壤無窮之國體”，宣揚“民族協和”、“日滿親善”、“一德一心”和“惟神之道”，信仰日本的天照大神；擁護“大東亞圣戰”，鼓吹“八紘一宇”，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等。

　　日本侵略者又公布五條《國民訓》，第一條開宗明義地說：“國民須念建國淵源，發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盡忠誠于皇帝陛下?！比毡局趁裾吡D通過這些教育來摧殘學生的民族意識，給其套上精神枷鎖，使中國人民“皇道順化”。每個星期一早禮舉行升日、滿兩“國”“國旗”儀式，唱兩“國”“國歌”。再由日本副校長宣讀《即位詔書》或《回鑾訓民詔書》、《時局詔書》。這些“詔書”，學生必須用日、“滿”語背得爛熟。有時副校長只讀開頭“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其余部分由學生集體背誦，日本教師深入到排列中巡視，發現誰的嘴不動，立即從隊列中拖出，踢倒讓其跪在隊前，背誦完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眾。星期二到星期五在早禮上，值星教師訓話前，集體用日文背誦《國民訓》。每月一日，要集體步行到城北25公里的老爺廟嶺，參拜“日本神社”和“忠魂碑”(為死在莊河大地上的侵略者而立的碑)。

　　1941年，為適應侵略戰爭的需要，大力推行法西斯軍事教育，在校中增設“早訓課”，派現役軍官上尉宋煜恩為教官，以被抗聯打傷殘的退役上士車文業為助手，配發170支蘇制連珠槍和相應配套的彈盒、皮帶、刺刀、指揮刀、皮背包、信號旗、射靶、空包子彈和手榴彈等，一應俱全。《步兵操典》人手一冊，要求掌握運用。每周三次軍訓課，每次90分鐘。一二年級學生進行基礎軍事科目訓練，三四年級進行戰術訓練和實戰演習，強調“武士道”精神，絕對服從命令，違者非打即罵。教官訓話講：“軍訓課合格的，國高畢業生入伍直接當班長，大專畢業生入伍可以當排長授軍官銜”，道破設軍訓課目的就是為日本侵略者提供軍事后備力量當“炮灰”。軍訓中，同要求軍隊士兵一樣，特別嚴厲，動作錯誤、遲緩，車文業便拳打腳踢。對眾多不合格的，命令互相對打嘴巴子；全部都不合格的集體罰單腿獨立，另一腿伸向前方，像走正步似的，時間一長都累倒在地，還要重新站起，或罰做俯臥撐百余次，或罰匍匐前進100—200米，并稱從處罰中，強化體質鍛煉。達不到要求的、落后的都要遭毒打。他沒有文化，講話完全是命令式，是個典型的死心塌地為日寇效忠的法西斯分子，我們都恨罵他為“打人狂”“車傻子”(1948年被我人民政府處決)。在軍訓課中，學生受到極大傷害，每次都累得筋疲力盡，身心健康受到極大摧殘，都把軍訓課稱為“鬼門關”。

　　更令人心悸的是在學校實施下級生必須服從高年級生的“軍事等級制”。路上，低級生遇到上級生要行舉手禮，否則上級生可以就地訓斥或打罵。我因自習遲到被高年級值星學生斥責，我說明原因分辯，就以不服從上級生為由，遭眾多上級生毒打，打得我鼻青眼腫，班主任老師對此也無可奈何，只安慰勸告我再不要“犯傻”而了事。低年級生對此都敢怒不敢言，造成學生不怕老師，而怕軍訓教官和高年級學生。

　　隨著日本侵略戰爭日趨失敗，在教育上采取實用主義政策，在學校實行“勤勞奉仕”，強迫學生參加義務勞動，為其侵略戰爭效勞。一二年級常被強行停課，去修戰備路，到日本開拓團挖溝修渠，干農話等，學生成了戰時的“勞動軍”。三四年級挖防空洞，修建軍事設備工程?！扒趧诜钍恕背闪藦娭菩詣趧拥拇~。

　　1942年，我在國高三年級。10月，偽滿第八軍區司令姓劉的少將率領著校尉級軍訓教官、助手及司令部參謀等一行三十多人組成的軍訓檢查團，輪流到偽安東省下屬六縣一市的國高、師道學校，檢閱軍訓課，進行成果評比。內容有全校學生的閱兵式、分列式，一二年級學生的基礎軍事訓練科目，三四年級的野戰演習。講評排出名次，作為考核軍訓教官、助手的成績，依此作為晉級增薪的條件。因此檢查前的一個月，學校下午完全停課，滾爬在訓練場或田野上。臨近檢閱前一周，三四年級走讀生，早四點鐘必須到校，參加實戰訓練。往西到9公里的打拉腰港，往東到7公里處的大小崗子，沿途進行有關實戰科目演練，有時急行軍奔跑，有時攻打“敵人”陣地，有時匍匐前進，有時與敵遭遇搶奔山頭打遭遇戰……不管水塘河流、洼爛泥地，聽到教官命令就得爬下或趟過去。軍訓教官為獲取好成績，不顧學生死活，拼命地催趕，風雨無阻，每天早晨空腹往返都在10公里左右，累得筋疲力盡。訓練中如未達到要求，回校后就集體罰跪在操場上，經常有學生連餓帶累休克。

　　從此，每年10月軍訓課檢閱評比，成為例行。全校學生都要艱苦地撐過這一關，直到日本投降為止。

　　學生在校內受軍訓教官和高年級學生凌辱，在校外還常挨日本守備隊軍人打，學生成了“皇軍”的手墊，回校報告給老師也沒有用。一次午飯后，我和同學呂其平剛出校門，就被三名日軍以沒有給他們行禮為由，堵住打嘴巴子。我倆的痛叫，驚動老師和工友，跑出來才解脫了我們。老師們氣憤地向日本副校長藤琦匯報說："皇軍’在校門口打學生，太不像話了?！碧夔鶇s說：“誰叫他們沖撞‘皇軍’呢，該打。”有文化的中學生都沒有人身安全保障，何況平民老百姓呢？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他們把中國人視為“豬狗”，怎么樣對待都可以。

　　1945年1月，我被莊河縣教育科分配到距家18公里的大鄭村國民優級學校任教。上任前父親教育我說，到校后要盡心盡力教好學，絕不能糊弄人，有損于自己的德性。清夜捫心自問，要對得起學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這是當老師最起碼的條件。3月1日開學，我教高小一年級，兼作學校訓育主任。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我充當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工具的生活結束，回到祖國懷抱，開始了新的教育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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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二：我厭惡透了奴化教育

　　講述人：臧永昌。摘錄于齊深紅專欄《偽滿洲國學生口述歷史》

　　每天朝會向偽滿皇宮和日本皇官行九十度鞠躬禮遙拜，用以強制灌輸忠于偽滿洲國和“大日本帝國”，忠于偽皇和日本天皇以及堅定對天照大神的信仰，企圖讓中國學生徹底忘掉中國。每天早自習必須分別背誦偽滿的所謂《建國宣言》、1934年溥儀即位為偽皇的《即位詔書》和1935年偽皇溥儀第一次訪日的《回鑾訓民詔書》等殖民地文書。其中，背誦次數最多的是《回鑾訓民詔書》。朝會后，全班進入教室站立，由班長先念“詔書”，隨后大家跟著齊聲朗誦全文，兩年里背的不下數百遍，以至事隔六十多年后，到現在我還能夠全文背誦出來。

　　我上國高時，每星期一還舉行“詔書奉戴日”。上午第一節課，全校師生齊集禮堂(其實只是將兩間教室中間的活板墻打開的一個大教室)肅立，由一位戴白手套的老師從存放處將裝在圓筒里的“詔書”取出，放在一個日本式的木質祭器上，捧著走往講臺，全體師生按口令向這東西行注目禮。到講臺時交給校長或其他有資格的人，這個人像接受多么珍貴的東西一樣，謹慎小心地接過來。這時候，全體師生聽口令，一齊行九十度鞠躬禮，當時叫做“最敬禮”。隨后將卷著的東西從筒子里取出，從左向右打開，然后輕聲朗讀。若是日本人念，取來的就是日譯本，如果是所謂“滿系”人念，取來的就是漢語本，多數時候是念《回鑾訓民詔書》，有時候念《國本奠定詔書》。每周一都是這么折騰一次，每次一個小時，一年四十多個小時，四年就是一百六十多小時，這不僅是讓青少年時代多少寶貴的光陰就這樣白白被荒廢掉了，而且是反來復去灌輸騙人的謊言，在青少年身上打牢“日滿協和”的烙印。

　　上學時要向日本天皇和溥儀的畫像鞠躬

　　記不得是1942還是1943年了，偽政權公布了偽國務院總理張景惠撰寫的所謂《國民訓》，一共五條，有漢文和日文兩種。各機關、各學校必須在每周一朝會時集體朗讀，學生每天朝會都必須集體讀。如今我還記得其中的第一條是“國民須念建國淵源發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盡忠誠于皇帝陛下。”與幾乎前后頒發的那個《國本奠定詔書》一樣，我對這個胡說八道的所謂《國民訓》從心眼里就討厭。

　　日偽為了灌輸奴化思想，唱殖民地歌曲也很普遍。首先必須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從謀劃和占領我東北全境時候起，就已經當作了自己的領土，打算長期霸占。但是，為了欺騙東北和全中國人民以及世界各國，才建立了偽國、偽政權、立了偽執政、偽皇帝，而且在所謂《建國宣言》、《即位詔書》、《回鑾訓民詔書》等殖民地文書中將其裝扮得似乎真的是一個獨立國家，與日本真的是平等友好的鄰邦。這樣的奴化教育也表現在歌曲上。我念小學時候學過一支兒歌《樂園大滿洲》，歌詞是：

　　“好朋友，好朋友，

　　大家牽著手，

　　同向樂園走。

　　樂園在何處，

　　就是新興國家大滿洲”。

　　還學過一支《建國運動會會歌》，歌詞是：

　　“滔天胡沙吹去了，

　　風和日麗杏花開，

　　晴空蕩漾春光好，

　　新天地內何快哉。

　　這般大的新生命，

　　辟開大地涌出來”。

　　這些歌曲也都是把偽滿洲國裝扮成新興獨立國家的模樣，都以欺騙東北人民及其青少年、進行奴化教育為目的。可是，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日益瘋狂，就不惜把這種欺人的外表撕掉了。在偽皇溥儀的《國本奠定詔書》中就明白地說：偽滿洲國之得以建立和存在“莫不皆賴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就是說，偽滿和日本一樣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和日本天皇陛下的臣民，所以才由張景惠用所謂的《國民訓》公開訓令東北人民崇拜天照大神。這種情況也表現在歌曲上。1942年，偽滿洲國慶祝所謂建國十周年時候的《建國十周年紀念歌》中就有“八紘一宇奏鈞天”的歌詞，意思是我東北地方也屬于天照大神生成的“八紘一宇”，日本國土的一部分。后于1942年又編出一首“國歌”，取代舊“國歌”。歌詞是：

　　神光開宇宙，

　　表里山河壯皇猷。

　　帝德之隆，

　　巍巍蕩蕩莫與儔。

　　永受天祜兮，

　　萬壽無疆博海謳。

　　仰贊天業兮，

　　輝煌日月侔。

　　這就從根本上說，連東北地方自古以來就都是由“(天照大)神(之)光開(的)宇宙”了。若非日本帝國主義迅速滅亡，東北肯定會像朝鮮一樣直截了當地被日本吞并。

　　偽滿學生既然非常討厭殖民地歌曲，愛玩愛唱的青少年當然要別處尋滿足。那時候，書店和商店為了賺錢，大量出售上海周旋、龔秋霞、李麗華、陳云裳等明星歌星及其演唱的歌曲照片，這些有中國形象的東西對青少年有很大吸引力，價錢又不貴，許多學生就象如今的“追星族”一樣搜集，自己或和要好的同學在家里學唱，以滿足文娛生活的渴求。這也是偽滿時青少年抵制奴化教育和懷念中國的一種表現和心理反映。

　　我厭惡透了日偽的奴化教育，課余時間大量地閱讀了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每每讀到深夜，甚至把書帶到學校，在課堂上冒著危險放在膝蓋上偷偷地看。當時，蓋平城無書店，有兩三家雜貨店、文具店帶售少量書刊。我買書的好去處，是幾十華里外的商埠營口市。那里的書攤有從上海偷運過來的進步書籍。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的第二天，營口日本憲兵曾大肆拘捕“反滿抗日分子”，但也沒有杜絕掉書攤上暗中販賣進步書籍。當然，買賣時要防備日偽警特的耳目。

　　讀了許多文學書籍，情不自禁地寫起文學作品來。在寫作中，我以象征含蓄的手法，抒發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懷念祖國的思想感情。我用臧晶、臧青鏡為筆名在《康德新聞》日報副刊《新文壇》、《康莊》、《新滿洲》雜志，大連《泰東日報》文學副刊上，先后發表了《童年的回憶》、《學校里的老鰥夫》、《海之贈禮》、《家園里的孩子》、《孩子們別了》、《迢遙寄》、《仲秋夜》、《雁南飛》、《同院的一家》、《張半仙的故事》、《白華和絲麗》等小說、散文、詩歌10余篇。

　　我和蓋平另兩個國高中愛好文學的愛國學生建立了友誼。在蓋平女高，有侯賡芝、穆玉琦、姜靜芳等；在蓋平一高，有李昌毓、楊世綿、孫世藩、門恩義、李吉恒、趙廷魁、高玉元等。我還和瓦房店國高的愛好文學的愛國學生石攻等有了來往。特別幸運的是我認識了進步作家于家麟（駝子）、魯啟智（華青，王道書院學生）、喻慶齡（鐵漢，《新潮》雜志社編輯）。經于家麟介紹，我又認識了社會上愛好文學的愛國者王夕澄、門文東、王矜人、張可恩、孔慶舉等以及張繼寬（吉林師大學生）。他們都是反滿抗日秘密刊物《行行》、《星火》的同人，秘密集會“消寒雅集”的參加者。在我認識的女高、一高的學生中，有些是共產主義者、革命作家花喜露在熊岳教高小時的學生。他們把從花喜露那里借來的進步書籍轉借給我，于家麟、王矜人、魯啟智和他的弟弟魯啟仁（鳳城國高畢業生），也把他們的藏書借給我看。

　　我把讀過的魯迅、巴金、高爾基等人的著作，也借給同班好友周建濤、王德祥、于恩惠、王永泰。我把我們幾人寫的散文和詩編成《蓋平二高學生作品特輯》寄給《康德新聞》副刊主編張羅先生。后來發表了。我們在課前課后，午休或星期天，往往湊到一起，海闊天空地談這談那。我們談起鄧鐵梅、苗克秀在九一八事變后率領義勇軍打日本，從鳳城打進岫巖，打到蓋平附近的熊岳、營口、大石橋等地的英雄事跡，對他們被俘后誓不投降、視死如歸的大義凜然氣概，很是敬佩！當談到蓋平的兩個大漢奸馮涵清（偽司法部大臣）、金榮桂（偽奉天省長）背叛祖國、為敵效力的罪惡行為，我們恨之不已！

　　這樣，在蓋平三所國高學校的學生中，都有了一股暗中活躍著的愛國力量。他們在讀進步書和文學寫作中結成了志同道合的友誼，還和外地的愛國學生有了聯系，并且取得了社會上愛國人士的扶助引導，共同匯合起來，進行了反滿抗日的愛國活動。

　　讀書和寫作的隊伍形成了，而且建立在愛國的思想基礎上，并擁有許多進步的書籍，這就具備了成立一個抗日愛國的讀書組織的基本條件。秋天到來時，于家麟、王夕澄、王矜人、李昌毓和我研究，決定成立“讀書會”。在這個秘密的愛國組織中，傳閱進步書籍，交流讀后感，密切友誼，相互勉勵。我們確定，和這個組織發生關系的，必須可靠。實際上，讀書會成立之前，它的活動己進行了，在20余人中傳閱了百余本進步書籍。

　　三、勞工們的悲慘命運

　　故事一：噩夢般的“勤勞奉仕”

　　講述人：劉成仁，男，漢族，1922年5月3日出生。籍貫：遼寧省遼陽市。1929—1935年，在沈陽、錦州鐵路扶輪小學校學習；1936—1940年在海倫、哈爾濱市第三國民高等學校學習；1941—1945年8月15日，在偽滿建國大學學習(前期已畢業)；1945年8月—9月在公主嶺市組織青年工作，參加“自強會”；1945年10月后在黑龍江省海倫縣、公主嶺市工作；1946年4月后在軍隊院校學習，后擔任文化教員，宣傳干事，政治主任教員等工作；1977年9月轉業，先后在大連水產?？茖W校、大連鐵路學院、遼寧師范學院擔任領導職務；1983年離休。

　　“勤勞奉仕”翻譯為中文就是勤勞效力、勤勞奉上或勤勞奉獻。說白了就是強迫的無償的勞動。日本侵略者占領東北之后，把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弄到東北成立了一個傀儡政府—偽“滿洲國”，它的實權掌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通過偽“滿洲國”來發號施令。他們在教育方面不僅用奴化思想宣傳教育東北人民，使之成為日本侵略者的“順民”和“良民”，還用冠冕堂皇的名義—“勤勞奉仕”來利用東北人民的勞動力?？梢姟扒趧诜钍恕奔兇馐菫槿毡厩致哉咝Яu力的。

　　1940年前偽滿洲國在國務院中新設立了一個部—“勤勞奉仕”部，指揮和部署東北的“勤勞奉仕”工作。首先，每年將征兵中檢查不合格的人員,當時一般人稱之為“國兵漏子”，編為“勤勞奉仕隊”，分配到各地從事一定時間(至少一個月)的繁重勞動，政府只供給食宿。從1942年開始為了利用在校的學生作為勞動力，在大、中、小學校中也實行了“勤勞奉仕”制度。中小學?！扒趧诜钍恕钡膭趧訒r間較短些，大都在學校附近，早去晚歸做些臨時性的勞動。各地大學的“勤勞奉仕”是集體活動，在時間上每次至少一個月，各學校的勞動地址和勞動任務也有所不同，勞動的強度也是很大的。

　　我在偽滿建國大學時，共參加過四次“勤勞奉仕”。

　　第一次“勤勞奉仕”在1942年6、7月間，當時全校共有五期的學生，除一期生即將畢業外，其余二、三、四、五期的學生都參加了。勞動地址為吉林省東寧的森林地區，任務是修筑汽車公路。

　　第二次“勤勞奉仕”在1943年6、7月間，三、四、五、六期的學生都參加了，勞動地址為黑龍江省霍龍門的森林地區，任務也是修筑汽車公路。

　　第三次“勤勞奉仕”在1944年間。我們第四期學生去的地址為吉林省永吉縣金珠火車站附近，任務為擴建哈大公路，即從哈爾濱至大連的汽車公路。其他各期學生去的地址記不清了。

　　第一、二、三次“勤勞奉仕”的勞動時間均為一個月多些。

　　第四次“勤勞奉仕”在1945年4月初至8月15日日本投降為止。我們第四期的學生去的地址為吉林省公主嶺市附近的飛機制造工廠。我和另一位同學分配在一個組裝車間進行勞動。其后，讓我們領著從開原和昌圖國民高等學校來的兩個班的四年級學生一起勞動。聽說第五、六期的學生也參加了“勤勞奉仕”了。有的去沈陽飛機制造廠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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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將各次“勤勞奉仕”的主要情況介紹如下：

　　具體的勞動情況。在森林地區就是砍伐森林和修筑汽車公路。就是先用鋸在松樹的下根部橫鋸一定的深度，再用利斧在根部的上面砍下一定的斜側面，然后，用粗大的繩子掛在樹的上端，在其左右側面用人力將松樹拉倒在地。待形成一定的距離時，再集中人力清理樹根，將樹根拉出來。其后，就是平整路面和用圓木樁子(有二人的，有六人的)打壓路基，路基的打壓以能通行汽車為標準。在公路的一定距離處還要修筑一個能容納三、四輛汽車的暫停留處，以便汽車能對開過去。這些勞動完全是人工操作，每天消耗的體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森林中每天很少受到陽光的照射，總感到陰森森的難受，在風雨天更感到涼嗖嗖的。

　　霍龍門地區位于北緯50度左右和興安嶺的高原地帶，六、七月間早四點來鐘太陽就出來了，晚上九點多鐘太陽才下山。因此，我們的“勤勞奉仕”在五點鐘就出工，晚七點來鐘才能收工，勞動一天下來是筋疲力盡，吃了晚飯就想睡覺。有的同學諷刺地說：這個鬼地方真是使用勞工的“好地方”。在金珠火車站附近的“勤勞奉仕”則是另一番情況，晴天時在強烈的太陽照射下勞動真是悶熱難熬，每天塵土飛揚，汗流浹背，滿臉上和耳朵中都是灰塵，下工時就變成一個泥土人了。

　　當時公主嶺市飛機制造工廠是生產“敢死隊”使用的小型戰斗機。所謂“敢死隊”即當知道有空襲時，它就飛上高空等待對方飛機的到來，一旦發現有對方飛機來到時，就從高空沖向對方飛機而同歸于盡。這種飛機外殼是鋁板，內壁是木制的，成本較低。我所在的組裝車間就是做鋁板間的聯結的勞動。即一個人在飛機框架外邊用電鉆將兩層鋁板打通一個小孔，放上鋁釘，由一個人在內部用鐵塊頂著鋁釘，外邊的人用電錘再把鋁釘打平而固定起來。一架飛機鋁板間的聯結工作，真不知打了多少鋁釘才能完成。每天就是做著這樣單純的勞動。我們還有另一部分人在這個車間做套環同鋁繩的聯結勞動。即把鋁繩套在套環糟內，再將鋁繩分開小條用編織的工藝，把鋁繩同套環緊緊地聯結在一起。這樣的鋁繩同機翼和機尾相連，是飛行員控制機翼和機尾的動作。這種勞動也是極其單調而死板的勞動。由于這個車間整天總是電錘叮叮鐺鐺的燥音極大，震耳欲聾令人煩燥難以忍受。

　　偽滿時期的勞工

　　這四處的勞動任務都是軍事工程，都有日本兵的監督和嚴格的質量檢查，如發現質量稍有不合格的地方，不是挨申斥，就是進行返工。在金珠地區是住在老百姓家中，還可以看看書或玩玩。在東寧、霍龍門森林地區和金珠地區修建汽車公路過程中，中國的學生們都希望天下雨，這樣可以不出工了，可以休息一下。不過在森林地區是住在自己架起的帳篷里，一遇到下大雨時，帳篷內就下小雨。一則要躲雨，二則要用盆來接雨，被褥弄得濕乎乎的，幾天都不好受?？墒?，在公主嶺飛機廠“勤勞奉仕”中不論有多大的風雨天也得頂著風雨去上工，雖然我們都有雨衣，褲腳處的衣襪和鞋子還是都被雨淋濕了。到工廠后即使擰出雨水，褲腳處的衣襪和鞋子還是濕漉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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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勞奉仕”的食宿情況。首先，講一下居住的情況。進入森林地區是沒有老百姓的，沒有現成的房屋可住。每到一處要在勞動的附近地方找到一處較平坦的地段架起帳篷。這要砍去雜草和林木，用細圓木或樹枝子作底層，上面鋪上毛草，放上行李作為休息和睡覺的地方。東寧地區森林中各種蛇類較多，有時蛇鉆進帳篷內，首先發現的人就要驚呼打蛇，大家就得忙乎一陣子，如在夜間發生這類事，這一夜就很難入睡了。白天還有一種馬蜂子，它比蜜蜂大一倍多，是專叮馬的蜂，尤其好叮馬的鼻子。馬要是拴在樹上時，馬就往樹上將它碰死，在行軍過程中馬就猛叫暴跳和向前跪，拉馬的人是很難控制的。如果馬蜂子叮在人的身上，立刻就起一個大紅包，疼痛難忍，用藥后也得幾天才能消腫。在東寧和霍龍門森林地區都有滿天飛舞的小黑蟲，俗稱“小咬”，得用樹枝或毛巾揮打它。揮打一下，暫時沒有了，不一會兒又很快地聚集在一起來襲咬人。小咬叮在臉上、脖子上或手臂上，雖然不太痛，但非常癢癢，用手一撓就紅一片，更是癢癢得很，非常煩人也無法防御。后來我們看見日本兵的戰斗帽的左右和后面都有半尺長的布條子，其目的就是為了防御小咬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只好用毛巾勤揮打了。

　　我們再從飲食情況講一下：當時偽“滿洲國”已經實行糧食的配給制度了。城鎮的中國人的糧食配給是不夠吃的。我們在“勤勞奉仕”中配給多少糧食不清楚。每頓飯到伙房領取定量的飯菜總感到不夠吃，在森林地區中個人是一點辦法也沒有。記得有時只吃用燕麥做的飯，燕麥本來是日本兵喂馬的飼料，人吃燕麥飯到口中滑溜溜的，很不好咀嚼，到胃里也不好消化。有時用大豆和高粱米或大米在一起做成飯，大豆煮的也不熟，也是不好消化的。至于蔬菜的供應由于運輸困難更是稀少，菜中的油也是很少，吃咸菜的時候是較多的。吃這樣的飯菜，每天勞動強度又是那樣的大，當時同學們都在青壯年時期，所以在收工前都感到很饑餓。由于居住條件和飲食條件很不好，有不少同學患營養不良癥，患腰腿痛、腹瀉和感冒等病癥。當時因缺醫少藥，患了病的人一時很難好轉。在森林地區只好硬挺著，希望早日結束“勤勞奉仕”回學校去治病。有的人也因在“勤勞奉仕”中患了病，中途休學回家去治療。

　　故事二：能活著，不容易

　　講述人：幸存勞工周茂勝，遼寧省瓦房店人，1912年生，在他26歲即1938年時同其他14個木匠一起被抓走當勞工。先后在嫩江、佳木斯等地服苦役，最后被轉送到海拉爾，直至抗戰勝利才獲得解放。同時被抓的15名木工到抗戰勝利只剩下4人，其余11人全被殘害而死。

　　我們干的活是給日本人修機場、蓋飛機窩，干活慢便挨打。一起干活的勞工有上千人，來自各省的都有，瓦房店去的就我們15個木工。因吃不飽，活累，病輕的得堅持干活，病重的就被扔到山溝里喂了狼。日本人監管很嚴，我們住在席棚里，睡覺時都有日本人站崗看管。在這里修了兩年半才完成，一起去的同伴已死去了七八個人。

　　勞工們食不果腹，受盡折磨

　　接著又把我們用火車送到佳木斯修軍營，干了三年才完工。然后又把我們運送到海拉爾修飛機場，一干又是三年。住的地方是木架搭的席棚，是地窨子，四面透風，地上鋪著茅草，夏天漏雨，潮濕陰冷，冬天凍得難以忍受。勞工渾身長著疥瘡，奇癢難忍。我們干的是牛馬活，干活慢了便被日本人用刺刀、洋鎬把打。大家怕被打死，就得拼命干。吃的卻連日本人的狼狗都不如。每頓飯兩小碗煮八分熟的高粱米稀飯，兩塊咸蘿卜，飲水也不充足。有病也不給治。若病重就說有傳染病，死了就扔到山溝里。

　　我們從被抓走當勞工，一直干了七八年，這些年日本人只發過三次黃膠鞋，只在冬天時發過一身棉衣，到五六月天熱時還穿著棉衣干活，后來天氣實在太熱了，勞工們只好全光著身子干活；鞋子最后也破爛得掛不住腳了。到1945年8月日本人已經投降，沒人管我們了，大家才知道日本人垮臺了，開始往家走。這年冬月時，我才回到家。而同我一起去的15人，只有4個人活著回來，另外三個人有姓韓的、姓王的、姓劉的，名字想不起來了。其余11人全在當勞工期間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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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三：熬過了無休止的勞動也面臨被毒死的危險

　　講述人：鄭福德，五岔溝的瓦房店幸存勞工；曹樹德，1943年被征派到虎頭要塞的幸存勞工。他們這批勞工在勞役期滿，臨結束前，日本人以改善生活為名給勞工們發了白面烙餅吃，卻在里面放了毒藥。

　　活干完后，日本人就說：“復縣人干得好，給他們點細糧吃?！彼麄儼衙娴乖谑劾锖兔?，讓伙夫做餅給我們吃。日本人在倒面時，往里面撒了些東西，被我們棚的人發現了，大家彼此知道后怕是毒藥，都不吃?？墒侨毡救私洺５焦づ锢飦恚蠹遗滤麄冏R破，就在燒火時偷偷地把餅扔進火里燒了。侯連元和山咀屯一個姓楊的及瓦房店西一個姓許的三個人嘴饞，認為日本人不會害大伙，餓得受不了，非要吃不可，誰也阻攔不住，結果他們三人吃后第二天就死了。其他作業場也開始大批死人，最多的一天死了48人，少的每天有二三十人不等。我之所以知道這樣詳細，是因為日本人派我埋尸體，那些人全是由我參加掩埋的。當時勞工死了就在地上挖個坑，架上木材，把勞工尸體倒上汽油火化，然后把骨灰裝在小木盒里。

　　日本人看我們工棚的人只死了3人，覺得既奇怪又不死心，一天派來一個叫八田的大夫到工棚，挨個問我們有沒有感覺不舒服。大伙全往后退，不敢出聲。問到我的時候，我說沒怎樣，只是這兩天干活腰累。八田假裝來捏我的腰，突然在我腰上扎了兩針。當天下午，我的腰就開始又腫又癢，第三天開始潰爛，從針眼往外出水。五岔溝有一個姓馮的老太太常到工棚附近向勞工賣食物，認識我，就問我：“你怎么走路腰都直不起來了？”我就把被打針的事對她說了。馮老太太立刻明白了，告訴我恐怕回不了家了。她很同情我，對我說：“我給你東西吃，可不是藥，能不能治好你很難說，你可不能告訴別人，要不我就沒命了?！蔽页粤怂娜Ｐ∷幫韬?，第二天感覺好了許多。馮老太太就又給了我6粒，囑咐我分兩次吃，又教我用鹽水洗針眼。我吃了馮老太太給的藥丸，又按照她教的辦法洗傷口，這才把傷治好了。至今我的腰仍留存著兩個蠶豆粒大的針眼，清晰可見，每到開春就又痛又癢。

　　又過了幾天，復縣來人向日本人要求將到期的勞工放回去。大概是日本人怕不好向復縣交待，不敢將我們全弄死。1941年10月，在對我們勞工強行搜身后，將還活著的勞工一二百人全放回來了。大家把行李都扔了，帶上死去同伴的骨灰盒上了車。從五岔溝出發的火車掛有四五節車廂，我們工棚的60多人全在一節車廂上。臨上車前，日本人還偽善地發給勞工每人一斤酒，讓大家車上御寒。有了吃毒餅的教訓，誰還敢喝？火車開動后，那些酒全被勞工們倒掉了，但仍不斷有勞工死在了路上。我所在的工棚與我一起回來的勞工中，能想起名字的有拉山的田萬貴、吳成貴等人。鄭福德口述歷史資料，2004年6月9日。

　　這批勞工們未吃餅的就沒死，吃了餅后每天死亡二三十人，最多的一天死亡48人，足以說明是日軍有意下毒造成的。在鄭福德腰間還殘留的針眼疤痕也驗證了其口述歷史資料的真實。

　　1943年被征派到虎頭要塞的幸存勞工曹樹德回憶：

　　虎林東臨蘇聯邊境，我們干活的地方周圍都是山，見不到住戶，東面遠處便是虎頭鎮，日本兵在那里和附近都有駐軍。我們住的是木棒搭架的席棚子，有十多間房那么長，四面透風，下雨時漏雨。席棚子就搭在草地上，夏天蚊蟲肆虐，叮咬得渾身是包；冬天時棚子里也不許生火，勞工只好蓋著家里帶來的已經破爛得露棉絮的被、穿著衣服在寒夜中煎熬。棚里是兩層鋪，我住下層，由于挨近地面，極其潮濕，而且上鋪有人還偶爾尿床，就像下雨似的，可是又不敢出聲。共有十多個這樣的席棚子，勞工有上千人都住在這里。席棚子外圍拉著鐵絲網，有一個朝南開的大門，門兩側是崗樓，日本兵在上面持槍站崗放哨，旁邊有兩個狼狗圈。

　　到虎林后，給勞工每人發一個茶缸子拴在褲腰帶上作為飯碗，吃的卻只有半碗高粱米飯和半碗稀湯（所謂的湯就是用咸鹽水兌的）加一個土豆，或者是橡子面窩窩頭，有時吃的是摻沙子的小米飯，嚼起來格格直響，只能皺著眉硬往下咽。吃飯要排隊去領，日本兵還端著上刺刀的槍在一旁虎視眈眈地監視，嚴禁勞工吃飯時交頭接耳，要是看誰不順眼非打即罵。他們養的狼狗睡覺時還鋪著墊子防潮，吃的是大米飯，在那個當亡國奴的歲月里，勞工們竟然不如他們的狗呀！

　　因為衛生條件極差，棚子里跳蚤、虱子四處亂蹦亂爬，勞工們身上的虱子就更多得數不清了，晚上大家癢得受不了就抓，有的甚至直接用鏟子鏟。日本人做得更絕，他們見到后，干脆讓勞工在工棚邊支起蒸籠，燒好水后，將勞工聚集在一處，命令全脫光衣服，坐在地上等著，把衣服放在屜里蒸，冬天也是如此，根本不顧在寒風中赤身裸體瑟瑟發抖的勞工們。

　　干活的地方離住處很近，讓我們干的是修山洞、挖戰壕，用于防御蘇聯進攻，所有的山頭上都有勞工勞動，滿山都是山洞。勞動強度極大，完全用人力挖洞挑土石，日本兵架著機槍、端著刺刀在勞動現場警戒，嚴禁勞工左顧右盼，即使是鞋帶松了彎腰去系也不行，如果覺得誰干慢了就用棒子、皮鞭劈頭蓋臉地打，有的當場就用刺刀挑死了。我們干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不如的食物，本來就餓得渾身無力，哪有力氣從事如此繁重的勞作？勞工們連累帶餓，很多人病倒了，可日本人說是裝病，根本不給治療，而且有時硬說是得了傳染病，拖出去喂了狼狗。當時幾乎每天都要死幾個人。有的被打或生病無力再為日本人賣命干活了，日本兵過來往野外拉，又擔心沒有斷氣會趁機逃跑，就找來席子，把人卷上，再用繩子捆牢才扔?；⒘稚缴侠翘貏e多，夜間狼嚎聲不絕于耳，這些可憐的勞工不用說肯定是成了狼的口中之食了。死了的勞工有的被隨便找個地方挖坑埋掉，有的澆上汽油或架在木柴上焚燒，也有的棄之荒野，任憑狼群撕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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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軍刺殺大批勞工

　　就這樣過了一年多，1944年秋季時工程接近完工，日本人為保守軍事秘密，對勞工們下了毒手。一天，他們借口改善伙食，向勞工們供給了大米飯，暗中在其中摻放了毒藥，將勞工們都毒死了。萬幸的是我在此前十多天一直生病，拉肚子，后來已經水米不進，昏迷不醒了，沒有吃到這頓毒飯。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了野外，周圍都是死人。我擔心被日本兵抓到，白天躲在草叢中不動，夜間悄悄朝著一個方向往外爬，渴了就找水坑里的水喝，餓了挖野菜吃，過了幾天才見到一戶人家。好心的主人留我住了三天，等我身體稍稍恢復后，辭別他們繼續趕路，一路討飯走了兩三個月才回到了家。

　　四、毫無人性的“人圈”

　　故事一：我們部落的人餓得像狼一樣

　　講述人：陶青山男，69歲，日本移民東北時，家里耕地被占，被遷移至黑龍江省方正縣珠河鄉。

　　我家是從伊漢通鄉遷來的。那年我4歲。我們這兒一共是八個部落，我們家在二部落。具體情況記不清了，只記得日本人占了我們的地，我們全家五口，父母，兩個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用一老牛車拉來了這里。當時這兒和現在不一樣，都是山和草甸子，也沒有水吃，喝的是水泡子里的水，那地方的水特別，淺紅里帶點銹色。當景看挺美，喝下去要命—可是這兒沒有井，大家只能喝那個。我們用柳條罐打水，用不了幾天，罐子就變得通紅。那水喝了后，就生大骨節，很多人生病，很快就有人死了。

　　原來日本人說是每戶都給房子，給牛給馬，結果來了之后，也沒房子，我們就兩家人蓋了一個地窨子—就是在地下挖個坑，上面蓋上樹枝和草。我們家抓鬮兒領了一頭牛，但那是什么牛啊，又瘦又老。來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來，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圍搭起了大墻、炮樓，兩道門，進出都有人管，天黑后還有人敲梆子，管得很嚴。

　　有一年，我6歲那年，鬧瘟病—后來我才知道是克山病，吐黃水，傳染得厲害，村里人死老牛鼻子(意思是非常多)了。我父親和大姐就死在了這次瘟疫中。那時，也沒醫生，日本人、“滿洲國”都沒人管。日本人來了，不敢靠近，挎著大刀、騎著洋馬，離大老遠地看。村里只有一個姓梁的，叫梁老二，會拔罐子，算是醫生吧，整天穿著麻編衣給人看病，但他治不了病，再說哪有藥呢？只要一看吐黃水，就知道完了。鬧瘟病時，我母親不讓我出去玩。那時家家都不串門，得了病，就躺在家里等死。死了再抬出去。

　　據說，鄰部落的一個叫張福森的曾給老黃家送來2斤小米—那可是金貴的禮物呢。走到黃家門口，張福森看到，兩個孩子直挺挺躺在院里。心里想，黃大哥也太懶，孩子死了咋不埋？進屋見兩口子蠟似的躺在炕上，用手推，還活著，快沒氣了。張福森也沒辦法，2斤小米放在灶頭，把炕點著悄悄走了。大年初一，乘門崗警察回家過年，他又摸進來。黃家兩口子早就斷氣了，門外孩子的尸體已經被狗啃得七零八碎。再看那2斤小米，依舊撂在冰冷的灶頭……那時都是這樣，得了病就躺著等死。現在想想，那是什么世道??？死人都扔在東邊的爛尸崗子。一般都沒人埋，都怕傳染，找人給抬出去都難，誰還敢給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紅了，見了活人也想攔。那次鬧瘟疫，一個冬，200人一連氣死掉108，有10戶“挑灶”。所以我們這地方，當年有個名字叫挑灶溝，這是我們當地的土話，意思是滿門死絕。

　　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憶，太苦了，太慘了，每想一次，都難受幾天?？嗟绞裁吹夭剑咳椅蹇谌艘粋€麻花被，白天穿，晚上蓋。當然不頂暖，那時冬天冷得要命，就烤著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這一件，誰出去干活誰穿—那時，活得那么難，誰還顧得上羞恥啊！我現在還記得，冬天出去干一趟活，回來筋骨上都是霜。

　　那時，大小伙、大姑娘光腚的多的是，沒辦法，有的人家連像我們家這么一床被子都沒有。老周家就是，炕上鋪的是木板，蓋的是用草編的被子，睡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都是刺。沒有鞋，就在木板上穿繩子當鞋穿。他們家17歲的姑娘，烤火把腿上的肉都烤化了。還有的人家實在沒辦法，出門就在屁股上蓋個簸箕。我是一直到光復以后，13歲時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時，一直都是光腚。我父親死的那年冬天，母親生了個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凍死的。墻是木桿和泥，里外透霜，又沒東西蓋，沒奶吃，剛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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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日本建設的集團部落中的中國人

　　最難受的是餓。地里產不出東西，母親就到山上拔點野菜給我們吃。有一次，母親不知從哪得了一把黃豆，不舍得一頓吃掉，想把它軋成大醬，蘸著吃，可以吃得久一些。她軋碾子時，我饞得受不了，就在后面伸指頭蘸著吃，沒想到牛一退，就碾著了我的手指頭。碾掉了一截，母親急得直哭。那一次，我差點沒死了。手指頭后來受風了，整個人抽風，僥幸活了下來。

　　地要自己開，因為是生地，地里一般草比糧高，所以收成很薄，開始時，日本人還給集中發點苞米，但發得很少，后來還沒有了。沒辦法，只好出去偷。有點膽量的村里人常常天一黑就出去，到鄰近—一般是去愛鄰屯，在珠河的西半拉，去偷東西，就是偷地里的東西，早上回來，就帶些土豆、茄子、豆角等吃的回來。那會兒我們部落的人偷東西有名，被偷的人家知道了也不敢攔。都餓得像狼一樣，看著都害怕，誰還敢攔！直到光復后，有了區政府，開始斗惡霸，斗地主，我才第一次穿上了衣服，是更生布做的，也有了糊涂(玉米粥)喝。

　　我是在建國后20歲結的婚，現在有6個孩子，只有一個在村里生活。我今年69歲了，現在還在種地。雖然生活一般，但自己覺得挺好。部落的那些舊事，現在村里的年輕人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說，但是，那都是日本人做的壞事，應該記下來—他們造了多大的孽啊！

　　故事二：“人圈”每天都要死幾十個人

　　講述人：趙明恩，男，84歲興隆縣蘑菇峪鄉蘑菇峪村農民。

　　我們住在蘑菇峪人圈，是1943年修建的，從成功村往下所有村子的人都要進入這個“人圈”。這一帶有三個“人圈”，河北面的叫蘑菇峪人圈，里面住的都是從別的村子搬來的人，大概有600多戶。河對面的上游還有趙家人圈（30戶），下游是陳家人圈（20戶）。大集家并屯后，趙家人圈和陳家人圈都增到了100戶，蘑菇峪人圈也增加到800戶，有4000來人。日偽的一個中隊，黑巖討伐隊和姜大隊都駐扎在陳家人圈南邊的高坡上，后坡上還有兩個碉堡。我們這兒沒駐日軍，但他們隔三岔五的就來。

　　住“人圈”，最害怕的事是鬧瘟疫。我們這兒鬧時，蘑菇峪人圈里害這種病的人最多。癥狀一般都是頭疼，發燒，昏迷，便膿血，稀便，鬧得最厲害是1944年的七八月份，每天都要死幾十個人，最多的一天抬出去的死人得有51個。有的是全家都死了，家里有一個人得了這病，你傳我，我傳他，快得很。到日本投降的時候，蘑菇峪人圈里沒多少人了，死于瘟疫和被殺死的，不會少于2000人。

　　蘑菇峪人圈東邊有三個殺人坑，每個坑里都得有幾十具尸體。日本人殺人前，先鳴鑼把老百姓都召集到一起，拉到殺人坑那兒，強制大家看他們殺人，他們就是想以此來警告那些想逃跑或者通八路的人。

　　1944年秋天，黑巖討伐隊一次就在這兒殺了12個人。日本人一邊殺人，一邊用涼水洗刀，最后，用來洗刀的桶里的水都變成紅的了。黑巖是討伐隊的隊長，身穿黃褐色的軍服，挎著東洋刀，肩章上有黃色的三道杠，老百姓都特別怕他，他可是殺人不眨眼的。我們這一帶的人都叫他老黑巖，他經常把人抓到“無人區”殺掉，這樣就“名正言順”了。我們這一帶的大人哄孩子哄不下時，大人就嚇唬小孩兒說：老黑巖來了，快別哭了，再哭，老黑巖就抓你來。果然，孩子就不哭了。

　　我們村子河對面大東溝那兒就是殺人坑，前幾年整地倒壩時，挖出來的人骨足足裝了一大馬車，這也就是一部分尸骨，現在那地底下還有好多尸骨呢。

　　故事三：人圈里好多家都有遮羞坑

　　講述人：鄧一民，男，70歲。承德市原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1942年，日軍大規模地在長城沿線修“人圈”，六七歲的我就和家人住在興隆縣大帳子鄉大坡“人圈”。時過多年，因為我當時年齡小，大多事情都不記得了，但有幾個細節，至今仍記憶猶新。

　　應該是1942年夏天，六七歲的我只穿著一件小肚兜，有一次一個日本兵拿著刺刀就在我的肚皮上比劃，邊比劃邊和另外一個日本兵嗚哩哇啦地說話。我母親也搞不明白他們要干什么，當時她嚇得臉色都變了。結果日本兵比劃了半天，也沒有殺我。我自己當時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母親嚇壞的樣子我一輩子都不會忘。

　　我們本來在自己的村子里住得好好的，日本人一開始集家并村，修建部落，我們就被迫從原來的村里搬出來，所有人都不能住在自己的村子里，都被趕去修“人圈”。我們家住在南道村，也必須得搬走，日偽把石碾都給炸了，就是為了不讓你在那里生活。什么是“人圈”，“人圈”就是修一堵城墻，得有10多丈高，四周有炮樓，有部落警站崗，部落警一般由村里的青壯年擔任。人們被圈在“人圈”里，天亮到“人圈”周圍三五里遠的地方（“禁駐不禁作”地帶）種莊稼，天黑回到“人圈”，不允許在外面過夜。村民辦有良民證，出入憑良民證。

　　大的“人圈”住有日軍、偽軍、部落警，小的“人圈”就沒有日軍，再小的連偽軍都沒有。我當年住的“人圈”比較小，有三四百人吧，就沒有偽軍住，只有部落警。我記得修“人圈”的圍墻是底下用石頭砌，上頭是土，在石頭墻的基礎上用門板夾著，村民們拿土夯將土墻夯實了。青壯年必須去修“人圈”。我媽媽當時懷孕，肚子挺大了，也得去，監工非常厲害，村民稍微停一下，就會招來監工的謾罵和毒打。

　　1942年的秋天，我母親懷孕已接近臨產期，但每天仍然得去修“人圈”的圍墻，結果干活時不知怎么惹了敵人，敵人對她進行毒打，晚上回到家就生下了小弟弟，然后就去世了。這個小弟弟在人世間僅存活了3天，也去世了。這些都是姐姐告訴我的，當年我太小，還不知道母親的去世對我意味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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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失去雙腳，每日爬行，露宿街頭的流浪漢（1939年）

　　我們當時住在“人圈”里，收的糧食交給日偽。你給他們都是好糧食，等到他們給我們配給，則凈是一些發霉的高粱米，配給的量還特別少。我記得火柴、鹽也是配給的，還有洋土布，配給的很少，一家人只有一身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沒衣服怎么辦？屋里地上挖個坑（坑一般有多半人高，齊腰。）家里來外人了，姑娘媳婦什么的就蹲在坑里，這坑叫遮羞坑。我記得我們那個“人圈”里好多家都有遮羞坑。

　　住的就更差了。從原來的村莊被趕出來，到“人圈”里落家，村民根本沒有用于修建房屋的建筑材料，根本沒有條件修建一所像原來的家那樣寬敞和結實的房子。日本人不管我們怎么住，必須得在規定的日期搬離原來的家，到“人圈”里去。但是一家人總得有地方住，有地方擋風遮雨，大家只好搭個簡單的窩棚，材料是柴草和木頭，大部分的人家都住在窩棚里，而且一般都是一家幾口人擠在一間小窩棚里，稍微像樣一點的房子里有時能住個兩三家。

　　惡劣的居住環境衛生條件，導致了后來的瘟疫泛濫，到了夏天，死于瘟疫的人接二連三的被抬出去。我記得每天都有人死于瘟疫，被抬出“人圈”，有時一天能抬出好幾個。冬天里，房屋不御寒，又沒有很多的衣服和棉花，也有人被活活凍死，一般都是老人和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