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什么最貴？人才。

　　對中國的城市來說，搶人大戰正成為新一輪城市競爭的主戰場。

　　6月16日，濟南公布了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征求意見稿，放寬城市落戶政策。單就濟南自身而看，這確實是“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戶籍改革。

　　但問題恰恰在于，此時此刻的濟南，早已不是昔日吳下阿蒙，“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剛剛寫入山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從南方對標城市考察回來之后的發展雄心，還在勃勃噴發。這樣的一個戶籍改革力度，配得上此刻的濟南嗎？

“史上力度最大”？看和誰比

　　5月初，濟南市組織黨政考察團赴杭州、合肥、鄭州考察，坊間輿論稱對這是濟南史上規模最大也是刺激最大的一次對標學習，那篇《合肥喊話濟南：哥哥，再不拼就老了》的新聞報道，更是獲得廟堂與江湖的一致首肯。

　　如果將關注的目光縮小到戶籍改革這一個點上，我們會發現，杭州、合肥和鄭州在過去十年的快速發展中，無疑是人口紅利的受益者。三地均采取了比同時期濟南更為寬松的落戶政策，尤其是鄭州，在彼時買房落戶的大背景下，只有鄭州的最低門檻是56平方米，可以落戶兩人，而濟南的這個標準是75平方米；自2009年-2014年的5年內，鄭州凈流入人口達185萬。

　　而且，今年以來，杭州、鄭州繼續加大戶籍改革力度。1.5線城市的杭州對碩士以上學歷者開出了“先落戶后就業”的優惠政策，吸引“逃離北上廣”的年輕高學歷人才來杭州創業。鄭州則取消了住房面積限制，只要買房即可落戶；大學生落戶的社保年限縮短為半年。

　　濟南的6·16戶籍新政，最大的尺度是順應了現在的戶籍改革趨勢，取消了沿用十多年的購房和投資納稅等落戶限制，改為以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為基本條件，有限吸納高層次人才、技術技能型人才、創新創業人員及有能力就業生活的人群落戶。

　　但上述政策還有兩個限制，一個是年齡限制，另一個是社保限制。

　　從年齡上看，濟南的人才落戶共分為七種情況，分別對應著人才的梯度層次。頂尖人才、高級人才等金字塔尖的人才，以及取得博士、碩士學位或副高級以上專業技術人才，可在有單位接收的情況下落戶濟南。其他學歷水平、專業技術水平的人才則分別對應著50歲、45歲和40歲的年齡區間。

　　從社保繳納的門檻上看，人才落戶中，40歲以下的全日制普通大專、中專學歷人員，須按規定參加本市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分別滿一年、兩年；符合居住就業落戶的人員，雖然沒有了住房面積的限制，但依然有“參加城市職工醫療保險滿1年、持有居住證并擁有合法住宅用途房產（含居住性公寓）并取得房產證或不動產證”等條件。

　　即使是在濟南傳統的市區建成區以外，也就是6·16戶籍新政里鼓勵落戶的郊縣區域，依然有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滿兩年的限制。

　　城市要有發展的后勁，必須要有足夠多的年輕人才，對大學畢業生的爭奪和落戶政策，可以說是一個城市吸引人才誠意的試金石。很可惜，濟南在這一點上，力度依然保守。

　　濟南6·16戶籍新政中，大學畢業生要想在濟南落戶，無論是按照人才落戶還是政策落戶，都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繳納社保，另一個是落實就業單位。這意味著在“創新創業”大潮下的大學生，如果未能落實就業單位，單純創業的話，他們無法實現在濟南落戶的愿望。通俗地講，濟南依然不歡迎“無業游民”。

　　或許有朋友對無風君（ID:nowindnowave2）的這番“雞蛋里挑骨頭”的評論不滿，但君莫急，且讓我們沿用此間官方的對標維度，跳出濟南看濟南，放眼全國，來審視這樣的改革政策。

西安城墻內城市夜景

西安與武漢的“全國最優惠”，究竟有多優惠

　　2017年3月，在一片逃離北上廣的輿論聲潮中，西安啟動了號稱是“全國最優惠、史上最寬松”的落戶政策。用陜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的話說，落戶政策要實現“三不一優”，即不設門檻，不收費，不設復雜審批手續，建立全國最優惠落戶政策。

　　西安的戶籍新政概括為“三放四降”，即放開普通大中專院校畢業生的落戶限制，放寬設立集體戶口條件，放寬對用人單位的概念界定；四降就是降低技能人才落戶條件，降低投資納稅落戶條件，降低買房落戶條件，降低長期在西安市區就業并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的社保繳費年限。

　　僅隔三個月后，6月13日，西安再祭出殺招，繼續放寬落戶條件——

　　本科學歷人員（含國民教育同等學歷和留學回國人員）落戶的年齡限制，由35周歲（含35周歲）以下，調整至45周歲（含45周歲）以下。

　　碩士研究生及以上學歷人員不設年齡限制。

　　辦理時，不再要求提供戶籍證明、無犯罪記錄證明、派遣證、社保證明、就業合同、隨遷配偶未就業證明和房產證原件等7類證明材料。

　　高學歷人才辦理“學歷落戶”，只需拿著學歷證明、身份證、戶口簿，直接到派出所辦理即可。

　　是否有房產、是否有工作單位，都不再是人才流入的門檻，充分滿足廣大人才“先落戶，后就業創業”的實際需求。

　　禁錮人才的瓶頸一旦打破，西安這座六朝古都宛如開閘的河道，各種人才蜂擁而至。數據統計顯示，2017年3月1日至6月2日，西安共遷入落戶64344人，同比增長49925人，35周歲以下大中專畢業生落戶23940人，約占戶籍新政落戶人數的69%。而在2016年，西安全年的凈流入人口才不過12.65萬人。6月新政再出，西安的人才流入必將遠超出這個數字。

武漢

　　5月22日，另一座內陸重要的省會城市武漢，也實行了新的戶籍政策。這座城市的求賢若渴程度之深，直接瞄向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

　　在這個新政實施之前，武漢做了很多的鋪墊工作——

　　2月，武漢提出，五年內要把100萬大學生留在漢口三鎮；

　　3月，武漢推出專項政策解決留漢大學生住房難問題，宣布大學生就讀期間，可以個人名義繳存公積金；

　　4月，武漢正式成立“招才局”，把招才引智列為“一把手工程”，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親自到機場迎接小米總裁雷軍等16名知名企業家，聘請其為“招才顧問”或“招才大使”。這讓雷軍等人受寵若驚。

　　5月，戶籍新政實施，畢業三年內的普通高校大學生，憑畢業證即可申請登記為武漢常住戶口；畢業超過三年的大學生，只要在武漢有合法穩定住所，與就業單位簽訂了就業合同，繳納了社會保險，就可申請落戶武漢。

　　擁有79所大學、130萬大學生的武漢，多年來一直是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人才大本營，人才流失率高居全國城市榜首。尤其是武漢流入深圳，成為全國排名第一位的大學生跨省就業遷移路線。某種程度上，也正是有來自武漢這樣的源源不斷的人才供應，才有了過去30年間深圳的輝煌與武漢的失落。

　　這樣的失落，也同樣可以代入西安與濟南。

濟南（來源微博@捕魚達人）

怎樣的改革，才能配得上濟南的雄心？

　　如果說，杭州、合肥、鄭州成為濟南學習的榜樣，三地的戶籍改革政策不見得完全適應濟南現在的實際情況，那么此時的西安與武漢，卻是與濟南頗多同好。

　　美國學者馬克·杰斐遜于1939年提出來“城市首位度”的概念，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區域） 首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規模之比。這個概念成為時下省會城市競爭力排名的一個重要依據。按照杰斐遜提出的標準，只有首位度指數在2以上的城市才能稱其為首位城市。

　　在2016年統計的27個省會城市首位度排名中，武漢排名第二位，其GDP是湖北第二大城市宜昌的3.2倍，但與排名第一位的成都相差較遠；盡管二者都是在2015年幾乎同時躋身GDP萬億俱樂部，達到了2004年上海的經濟水平。

　　西安名列第13位，排名居中，GDP是陜西第二大城市榆林的2.2倍；

　　濟南與南京，這兩個沿海經濟大省的省會城市，以0.66和0.67的指數雙雙墊底。南京雖然墊底，但其趕超速度也是驚人，現在已經超過了無錫，直逼蘇州。而濟南在山東則屈居在青島與煙臺之后，而且第四位的城市濰坊與濟南的差距在不斷縮小。

　　也因此，今年以來，濟南的發展目標就是加快全方位發展，集全省之力，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解決山東“群山無峰”的局面。這樣的發展定位與戰略也得到新一屆山東省委的高度認同與共識。山東高層與民間均認為濟南正在迎來一個“史上最好”的發展機遇期。

　　作為這個史上最好發展機遇期的配套產物，無論是拆違拆臨，還是創文明城行動，也無論是以新舊動能轉換而展開的黃河新區，還是大部制改革，這一系列的改革舉措，都在為濟南的騰飛而鋪墊。

　　行政中心，服務業高地，年輕的年齡結構，巨量腹地人口，這些都是一座城市發展的利好要素。而從中國城市新一輪競爭的格局來看，無論是年初國家中心城市的爭奪，還是大區域中心城市（城市群）的角逐，也包括人口大省省會城市地位的鞏固，城市的區域定位與發展戰略至關重要。

　　事實上，從中西部幾個重點城市的發展來看，成都、武漢、長沙、西安、鄭州、合肥的崛起，都得益于這三種大的城市概念的推動。而且從這一輪戶籍改革的力度所折射的城市發展意圖看，武漢顯然不滿于落后成都，西安顯然不甘于被長沙、武漢、成都所趕超。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在這一輪戶籍改革的創新力度上，武漢與西安走在了全國前列。

城市間的搶人大戰才剛剛開始

　　城市發展，依靠虹吸效應，人口虹吸產生勞動價值、產業虹吸產生城市第二、第三產業，反過來又反哺城市發展，吸引高科技人才提高城市發展效率和效能，出現大城市、服務型城市產生，產業外遷外溢，帶動城市群發展，繼而反哺國家GDP增長。這本就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發展運動模型。

　　所謂“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城市發展離不開人才，特別是高層次人才與高技能人才。在經濟新常態下，城市發展尤其需要激發新活力，打造新動能，讓新技術、新模式與新業態不斷涌現，從而形成新的增長點。年輕人群、高學歷人群也就成為這種增長點的孕育者。對這類人才的爭奪，一個擁有良好區位優勢的城市，其搶人的對象應當是北上廣深。

　　濟南坐擁北京兩小時生活圈、上海四小時生活圈的區位優勢，又迎來了提升省會城市首位度的發展機遇期；在國家批復的城市發展總體規劃中，濟南的定位是到2020年，中心城區常住人口控制在430萬人以內，城市建設用地控制在410平方公里以內。而目前濟南中心城區的常住人口不超過300萬人，2016年的濟南全域凈流入人口也僅僅是10.11萬人，低于長沙、杭州、武漢、鄭州、西安，也低于同省兄弟青島。

　　所以，濟南要想贏得下一輪城市競爭的先機，必須拿出足夠的魄力與勇氣。至少從改革的力度與創新尺度上，濟南應該有武漢、西安同等的豪氣、胸懷與魄力。

　　具體到戶籍改革的細則上，濟南應當放開三大人群的落戶限制。

　　一個是大學畢業生。濟南可以借鑒外地“先落戶后就業”的舉措，允許年輕的大學生無條件落戶；依據不同學歷層次，可設置不同的扶持政策和優秀人才培育計劃。

　　第二個是非學歷人士。對這部分不靠學歷靠經歷的人群，包括社會底層的創業者、低技能勞動者與特殊技能服務者，在落戶的門檻上可以仿效武漢政策，社保年限可在半年或一年以上，創業者正常經營半年以上，有合法穩定工作和穩定住所即可。

　　對一個城市來講，既要吸引高技術、高學歷和高技能人才，也要增加低端勞動力的供應，平抑勞動成本和服務價格。比如說，一個濟南的白領麗人生育子女，需要花月薪5000元+雇傭一個星級服務水平好點兒的月嫂和育兒嫂，方能使她安心從事腦力勞動。但現實是，月嫂和育兒嫂卻是供不應求，她們的收入水平，某種程度大大超出了大學本科生的平均收入水平。從勞動力技能結構的合理性上說，高技能人才與低技能人才的比例應當是1：1，才能實現這種合理的勞動力供求平衡。

　　第三個是對無自有住房的就業者和創業者。無自有房屋的，應當允許其在單位集體戶或在單位工作所在地的社區公共戶落戶。一個城市的管理者，應當是包容的，應當相信城市和城市里的人是有進化功能的，可以允許不同生活層次、不同生活水平的人員，自然成為城市的一分子。哪怕所有的角落都整齊肅殺，但也總要留出一片自由的天地，可以供不同的人群謀生。

　　可以預見到的是，新一輪的城市競爭，運用與發揮行政能力資源的城市，必將展開人口與人才的爭奪，除去少數的一線特大城市外，更多的城市會進一步放開戶籍，甚至創造越來越好的條件來吸引人口。這個過程可能不會再有十年，五年的時間，或許又會令一批城市分化。

　　如果濟南立下了雄心壯志，那么，請拿出足夠的誠意與十足的魄力。

　　有雄心，也要有雄心所能安放的胸懷與格局。